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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园>刘禹锡传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 第3部分(第3页)

第3部分(第3页)

刘禹锡跟柳宗元、李绛诸友,时常会晤,不仅在书斋内纵横议论,谈笑达旦,还出行郊外,到枝叶扶疏的林木中赏析诗文,弹琴吟啸,切磋学问和娱乐心身两不误事。

在贞元十一年春天的吏部铨试中,刘禹锡果然拔得胜筹,踏上仕途,被授于太子校书。

太子校书是东宫所属的官吏之一,日常事务是编辑校勘崇文馆的书籍,是个有职无权的闲散位子,空旷名衔。但刘禹锡不是别人,他抓住难得的大好机会,如饥似渴地扑进崇文馆的书籍海洋中。

做太子校书,自然多有机会接近太子李诵。经常陪着太子围棋的有个叫王叔文的人,出身低微,寒门庶族,然而政治才识颇不平俗,同在东宫,接触多了,相互了解多了,便建立了友谊。

崇文馆也进一步成全了刘禹锡,使他知识逐日进,才华随年长,在京师的声名愈加卓著。

不幸的是,刘绪于贞元十二年秋季卧病扬州,终至不治。刘禹锡匆匆离开长安,赶往扬州,料理父亲的丧事,扶着棺柩,把父亲请回河南。由于洛阳北邙山的刘氏家族墓地使用年载太多变得窄狭,无法再进,便把父亲安葬在荥阳檀山原上的新墓地。

安葬父亲之后,依照礼俗,刘禹锡开始了丁忧居丧的日子,在洛阳旧宅陪伴母亲。

父亲过世,好似家中的一座山倾倒了。从小到大,领受慈父的谆谆教诲,刘禹锡痛感失去父亲的悲哀和孤单,而今惟有细心地奉尊母亲,不敢有半点大意和闪失。

作为一个富有爱民之心的臣子,尽管在丁忧期间,刘禹锡仍然未敢忘记自己的责任,除了诗作之外,他写了若干篇时论,引事有实,立论有据,堪称千钧美文。

其如《讯甿》,鉴药、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等社稷七论之一,便是刘禹锡多次亲自访问逃荒在外忽然大群回归原籍的农民,而后认真写成的。

扶父亲灵柩由江淮回河南的路上,刘禹锡就看到了大批的流民扶老携幼,背着行李,扛着农具,满途奔走。询问仆夫,仆夫去打听一下回来禀告说,这些都是宋州、梁州、亳州、颖州外出逃荒的人,现在他们是返回老家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刘禹锡传 八 声实之辩B

八 声实之辩B

宋州、梁州、亳州、颖州外出逃荒的农民为什么摩肩接踵地返回原籍呢?是董晋到他们原籍一带做地方官了。

董晋在贞元五年至九年间做过一任宰相,宰相任后,又为东都留守。今年七月改授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汴州刺史兼宋毫颖观察使和宣武军节度使。

董晋到达任所才刚刚一个月,外出逃荒的农民听到消息就争先恐后地返回老家。那么,是董晋发布了奖励乡民恢复生产的文告吗?不是。是董晋推行了减轻赋税和免除劳役的条例吗?不是。是董晋实施了种粮补贴和流亡救济的方案吗?也不是。

没有具体原因,只是百姓们知道董晋做宰相的时候,推行减轻赋税、罢停徭役的政策,与民休息,百姓的日子过得平安宁静。这次董晋来做地方官,必然会让百姓过上轻松富裕的日子。百姓们还听说董晋还指示长安郊县的官员打击欺压乡邻的土豪,惩办祸害社会的恶霸,这次董晋也必然会严格法令,保护农桑,让百姓过上和谐安宁的日子。

农民还没有看见事实,是两个推断吸引他们回老家的。

两个“必然会”,推动了老百姓的还乡潮。

在洛阳一带,刘禹锡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他走到路途上的百姓身边,为他们送上一杯水,跟他们交谈,听他们的言语和心声,记他们的故事合期望。

刘禹锡深有感慨,并通过这件事引发了关于“声”与“实”的政治思考。

有的官员人还没有到达新的任地,名声就已先期响在那里了,何其快速啊。执政者的惠民行为实行在别的地方,而声望的影响却传播得很远很远,真正的政绩还没有出现,良好的名誉却先传扬开了,这说明经帮济世的名望有很强的感召力。

然而,在百姓中有声誉仅仅是个开始,要紧的在于看他能不能将继续实行善政,把惠民措施落到实处。

百姓看事情,眼睛是明亮的,愿意到他们认可的地方生活,执政者应当顺势为之,使政令更好地贯彻执行。

刘禹锡于是论述“声”与“实”的辩证关系说:“民黠政颇,须理而后劝,斯实先声后也。民离政乱,须感而后化,斯声先实后也。立实以致声,则难在经始;由声以循实,则难在克终。操其柄者能审是理,傅先后终始之不失,斯诱民孔易也。”

由是,我们可以这样阐述“声”与“实”:

假若政令松驰,导致农民违法现象增多,就必须先加强法制,然后再进行劝导,这就需要先有实际行动,而后方能得到声誉;倘使政令混乱,引起农民逃亡,则必须先安定人心,然后再进行教化,这就会先有声誉,然后拿出实际行动,就会收到好的成效。

想先做出政绩来,以获得声誉,难的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有了声誉,要做到名副其实,难的是要坚持下去。

执政者如果能够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使得政治声誉和实际行动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有序不紊,这样引导流亡的农民回乡生产,服从政令,就不是难事了。

刘禹锡的“声先实后”和“实先声后”论,阐述的是中国千年来的官民关系,深入浅出,反正互辩,不失为身怀兼济之志的士人为官牧民的好教材。

“声”与“实”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中国千年文化思辨中“经”与“权”的关系,“体”与“用”的关系,剖析得这么有意思,难怪刘禹锡一生无论在朝内辅政,还是在和州、苏州、同州等地任刺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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