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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我怕说了真话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浅薄地笑一笑,摇摇头。

两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说:“已经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级学术权威,而且会一直保持下去,这多不容易,为什么硬要离开?”

我还是笑一笑,摇摇头。

几个老同学更是竭力阻止:“这年头多少文化人都在忙着出国深造,谁像你,打点行装倒着走?”

我又是笑一笑,摇摇头。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确实违逆了当时身边卷起的一股股大潮。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

怯生生地抬头一看,只见长河落日,大漠荒荒。

这次独行,与半山藏书楼时的情景已经大不一样。

当年只是天下困顿,躲在一角猜测猜测黄帝的传说,而现在,一种有关中华文化命运的责任,实实在在地压到了自己肩头。

我看到,中华文化突然出现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谁吗?它的明天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大问题,突然变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华文化濒临灭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谁。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让它恢复了记忆。记忆一旦恢复,局面就全然改观。

这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通过中国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创立学派、发表宏论等等,来做成事情的,而只是通过实物考证和现场踏勘,平平静静让一两个关键记忆慢慢恢复。

他们恢复的关键记忆,与夏商周有关。

夏商周!当年我离开半山藏书楼下山时,割舍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现在绕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闪现得最多的是那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奇怪面影,他们几乎成了我后来全部苦旅的最初动力。

因此,我要腾出一点篇幅,比较详细地说一说他们。顺便,也弥补了我搁置已久的夏商周。

十九世纪末,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

人类很多古文明就是这样中断的,相比之下,中华文化的寿命已经够长。

它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因此,这一个“世纪末”分量很重。

时间很紧,从一八九五年起,每年都危机频传,而且越来越凶险。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没有挽歌,但似乎隐隐听到了丧钟。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作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产生敏感,不仅收购了这家中药店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到处寻找有字甲骨了。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由他发现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作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 史记 》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那就太令人兴奋了。从黄帝开始的传说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遥想过,却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分明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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