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而她总是能蒙对。”
乔安娜慢慢地说:“你真的认为写匿名信的人很不快乐吗?”
“我不知道那个该死的巫婆是怎么想或怎么感受的!我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只为她的受害者难过。”
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真是奇怪:我们猜测谁是那支“毒笔”的主人时,竟然忽略了最明显的一个人。格里菲斯曾经说她可能会兴高采烈;我觉得她可能会感到后悔;而卡尔斯罗普太太则认为她正经受着痛苦。
但我们恰恰忽略了最明显、最无法回避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是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恐惧”。
随着辛明顿太太的死亡,那些匿名信已经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法律上如何定义——我想辛明顿应该知道——但显然,造成一个人死亡,写信人的处境就很危险了。如果写信人被找出来,人们绝对不可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一笑了之。警方非常积极,一位苏格兰场的专家也介入了。现在,匿名信的作者保持匿名变得更加重要。
既然“恐惧”是第一反应,那么其他事情也会跟着发生。然而我当时也忽略了这一可能,尽管这些事是很明显的。
2
第二天早晨,乔安娜和我下来吃早餐的时间都晚了。我是说,按照林姆斯托克的标准来说晚了。当时是九点半,如果在伦敦,这个时间乔安娜可能刚睁开一只眼,我恐怕还在梦里呢。然而当帕特里奇问“早餐是八点半开始还是九点”时,乔安娜和我都没好意思建议推迟一小时。
让我不太高兴的是,艾米·格里菲斯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和梅根聊天。
一看到我们,她立刻表现出一贯的热情。
“嗨,懒虫们,我已经起床好几个小时了。”
那当然是她自己的事。医生都要很早就吃早餐,他尽职的姐姐则要为他准备茶或咖啡。然而,这不是打扰睡意正浓的邻居的理由,而且早上九点半并不是拜访别人的合适时间。
梅根迅速溜回屋子,进了餐厅。我估计刚才艾米·格里菲斯打断了她的早餐。
“我说过我不进去。”艾米·格里菲斯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强迫主人在门口聊天要比进屋谈话好一些。
“我只是想问问巴顿小姐,有没有多余的蔬菜放到我们在主路上设立的红十字会施舍摊上。如果有的话,我就让欧文开车来取走。”
“看来你一早就出门了啊。”我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艾米说,“这个时间比较容易找到你想找的人。接下来我要去找派伊先生,中午去布兰登家。差不多就是这条路线。”
“你精力真充沛,我听着都觉得累。”我说。恰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我回到客厅去接,剩下乔安娜含含糊糊地与她谈论大黄和法国豆,暴露出自己对菜园的无知。
“哪位?”我冲着听筒问。
电话那头先传来一声困惑的深呼吸声,接着是一个女性的声音,语气中透着怀疑,感叹了一声:“哦!”
“哪位?”我又用鼓励的口气问。
“哦,”那声音又说,然后含含糊糊地问,“是不是——我是说——是不是小弗兹啊?”
“是小弗兹。”
“哦!”这次显然是准备说话的口气。对方又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跟帕特里奇小姐说一句话吗?”
“当然可以,”我说,“我该告诉她是谁打来的呢?”
“哦,告诉她是安格妮斯,可以吗?安格妮斯·华戴尔。”
“安格妮斯·华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