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印刷几千份传单后,囊中羞涩了,又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3项要求:一提供经费,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三“代印”传单1万份。这些荒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1月7日下午,“革团”代表提出要李天佑于当晚6时前答复,在答复之前,1000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进行“示威”。
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防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通牒”要李天佑和王新亭副总长出来见面。
晚10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向造反派通告:不许开大会。
于是,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500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
这一闹,直到第二日晚上6点多才离开。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和一些老帅的重视。随后,中央军委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来京人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对“文革”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尖锐的批评,几位老帅的讲话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也给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
但是,这却违背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意愿,12月31日,叶剑英被迫做了检讨,之后,李天佑也被迫作检讨。
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嚣落幕了。
22战将之死
在我军红军时期最年轻的3位师级将领中,只有钟赤兵活到61岁才离开人世;贺炳炎于1960年在成都去世,年仅47岁,被许多人叹为憾事;李天佑也是英年早逝,1970年去世时年仅56岁。
(1)“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天佑被选为“九大”代表;会后,又被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此时,他由肾病引起的腰痛和浮肿已很严重了,甚至没法坐着开完一个时间并不太长的会议,只能躺在休息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许多人为他暗暗担心。医生就他的病情专门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让他离职养病。但是9月军委召开战备会议时,他正在医院治病,仍然坚持要去参加会议。大家劝他:
“你都住院了,就不要去了。”
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能不参加作战会议呢?总应该去听听吧!”
可在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人大讲特讲“敌情”,严重得好像大战一触即发。听到这,李天佑实在坐不住了,立刻即席发言,说:“从一般大战的几个特征看,当前还没有爆发大战的迹象,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他这一插言弄得总参谋长黄永胜好不尴尬。
尽管他对李天佑这个有理有据的大胆发言不理不睬,但许多在场的人不免为李天佑感到担忧。果然,不久,李天佑因为“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的这番话,而导致主管工作调整:黄永胜直接管作战工作,李作鹏分管通信等部门,李天佑改管政治思想工作。
(2)“晚了,他已病入骨髓。”
年底,李天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检查中,医生发现他尿蛋白已增加到4个加号,他需要完全休息了。但离职休息的命令仍然没下来,他的妻子杜启远只好直接打电话给总长办公室催问此事。
过了两天,黄永胜来找李天佑,说:“你主持开完‘四好’大会再休息吧。”
“我分管政治思想工作,这个会必须参加。”他没有任何怨言地答应了。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终于接到休息的命令,但已经太晚了。一位曾在1964年给他治疗过肾病的著名老中医,在仔细给他做过检查之后,对杜启远说:
“晚了,已病入骨髓。”
事后,这位老中医感到很奇怪,对人说:“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李副总长的病根本不该发展到这种程度呀!”
李天佑因工作耽误了治病。
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卧床了。
(3)去世前的怪举动
1970年9月5日,一早起来,重病的李天佑突然说:“我去看看。”
“你想看什么呢?”杜启远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