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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上海（第2页）

就今日的上海而言，它已经不是一个属于移民的城市，它的性格过于内向、敏感和黏液质，好像一个沉迷世故的处女座中年男人。

在上海，听过的最不靠谱的爱情是这样的：一位安徽小伙子在沪打工5年，家乡的相好来看他，问，这5年里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他领她去浦东国金中心，站在风很大的马路上，他让她抬头往上看——

“这是上海最高的楼，我们盖的，在最顶层的一块砖上，我刻了你的名字。”

讲故事的人发誓这是真的事，餐桌上的听客都笑了：“那个臭小子应该去北京打工，说不定就成了下一个王宝强。”上海出不了王宝强，即便油腔滑调如周立波，也得给观众看他的笔直的发蜡线。

李宗盛在上海居住了两年半，“想说一点那两年半的生活，却发现，即便在离开这个城市好几年后的今天，还是不容易的，一个影响自己那么深刻的城市，追索回忆时却那么费力、那么模糊、那么贫乏”。

贫乏的也许是李宗盛，也许是上海，也许是生活本身，他后来去了北京，成了一个专心而受尊重的制琴师，后来便写出了《山丘》：“越过山丘却发现没人等候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

上海最高的山丘是佘山，海拔100。8米，现在是超级富人区，一栋别墅动辄上亿，买得起的人其实没有时间住，所以很多别墅里住着寂寞的保姆和园丁。

它就是个“泵”，却不支持创新

1999年11月，世贸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办国际会议，数万人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全球化大游行，开幕式被迫取消，也是在这个月，北京与华盛顿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英国人RupertHoogewerf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对我说：“过去的十多年，中国是全球化运动的最大拥趸者和获益者，特别是上海。”

RupertHoogewerf的中文名叫胡润，我们每次见面，他总是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人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人的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也是在1999年，定居上海的胡润推出了他的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此，乐此不疲。他的一双儿女出生在上海。

这座城市试图满足人的所有欲望，它就是一个“泵”，吸走了周遭方圆1000平方公里的资源、金钱和有野心的商人，但是，它迄今不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

根据胡润在2012年的计算，上海有14万家庭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元，不过五成是因为炒股和不动产的增值，这座城市里大约有250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在20亿元左右，不过，上海却没有诞生最优秀的创业家。

过去20多年里，上海始终是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的乐土，它们相携起舞，独占风景，与此同时，草根创业和市场化创新则奄奄一息，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领域，从服装、饮料到家用电器，上海人几乎没有创造出一个排名前三的品牌。

今天的上海也没有继承阮玲玉、鲁迅和张元济的热血传统，涌现出中国最好的演员、电影、作家和图书公司。

而在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经济中，上海人的表现同样乏善可陈，“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这个问题一度让“阿拉”们无从回答。

“上海是一个特别‘靠谱’的城市，它的灵魂中一定有一块大容量的计算芯片，它太会精算，太讲秩序，有太多的钱，但是却不属于年轻的创业者。”

18岁的舞曲

2014年暮春，18岁的女儿去上海，参加一个公益机构组织的成人礼，仪式在外滩边的华尔道夫酒店举办。在一间巴洛克风格的中庭里，妈妈在女儿的乌黑长发上插进一支笄，父亲牵着她的手，交给一位同样是18岁的男舞伴，他有着一张苍白俊俏的脸庞，胆怯羞涩，手指冰凉。

舞曲华丽而空洞，如同这个一言难尽的时代。

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华尔道夫的地址是中山东一路2号，1862年的英式建筑，1909年翻新改建，成为远东闻名的上海总会（ShanghaiClub），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关闭，后来变身为国营东风饭店。1989年12月，因经营不善，饭店将一楼门面出租给肯德基。几个月后的1990年暮春，四位即将毕业、前途未卜的穷大学生，在这里吃到了平生的第一只冰淇淋蛋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