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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时我就不清楚,后来更不清楚。当时,黑帮们的原则是,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就一直挂到现在。

6?摇、西语系的一个“老右派”学生

这个学生姓周,我不认识他,平常也没有听说过。到了黑帮大院,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还“老”,可见这件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了。在中国,划右派最集中的时期是1957年。难道这一位姓周的学生也是那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吗?到了进入牛棚时,他已经戴了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这个期间他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面蜡黄,还有点浮肿,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像是一个年老的病人。据说他原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此时却已经显得像半个傻子,行动不很正常了。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折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人生悲剧。我自己虽然身处危难,性命操在别人手中,随时小心谨慎,怕被不吃素的长矛给吃掉;然而看到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泪偷弹,对这一位半疯半傻的人怀有无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无心肝的牢头禁子眼中,这位傻子却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任意污辱,十分开心的玩物。这样两只腿的动物到哪里去找呀!按照他们的分工原则,一个很年轻的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这个傻子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年轻工人打过别的“罪犯”。独独对于这个傻子,他随时都能手打脚踢。排队到食堂去吃饭的路上,他嘴里吆喝着又打又骂的也是这个傻子。每到晚上,刑讯室里传出来的打人的声音以及被打者叫唤的声音,也与这个傻子有关。我写回忆录,有一个戒条,就是:决不去骂人。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例外,我要骂这个年轻的工人以及他的同伙:“万恶的畜类!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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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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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摇、物理系的一个教员

这个教员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儿子,好像还是独生子。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的一条腿短一截,走起路来像个瘸子。

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们在牛棚里已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许多起。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有点考据癖;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协调的瘸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几倍。我现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地去体会吧。

(十一)特别雅座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说得长一点。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初建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样来的,那是聂记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罪犯”们所有的财务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连“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了——,在大院子里兜圈子,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院子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问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怒骂。这种训斥和怒骂,我已经看惯了。但是他这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主要人物。黑帮大院初建时,他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还不是“棚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问了多久,后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这个恶运竟飞临到我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响过熄灯睡觉的铃,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我听了以后,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大为吃惊,敬谨回禀:

“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二没有被“国骂”痛击。这难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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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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