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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断章（9）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月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月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11月14日，*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12月18日至22日，*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12月初，*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墙是个好东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10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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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

1943年11月出生于延安，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出版过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

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试图活出个模样，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来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正如鲁迅说的：咱萌不了芽，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

平时屋里再冷，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没有炉箅子，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自来就有风，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的专利。除夕那晚，“扫地风”威风八面，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被下放到这里，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是得准备，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的时候，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据说还有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在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