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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肆 第十二章 维新派和革命党登场（第2页）

康梁这次带着举子们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这在你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有，属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

不过众所周知的东西有时候未必就是真相，正如同我们朗朗上口的鲸鱼其实并非鱼类一样，那名垂青史的所谓“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按照康有为或者教科书的说法，这次5月2日的公车上书是失败了的，因为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定局为由拒收他们的“告皇帝书”。

这当然是在扯淡，要知道当时上书求再战的举子又不是康门一户，其他学生士子也有写血书搞串联的，事实上就在5月2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僚学子关于中日之战的上书15封，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经他们手代奏的求战条陈足有20余封之多，在这些帖子中，不乏言辞激烈程度远超康梁那“告皇帝书”的文章，因此要说都察院单单跟他康有为过不去，是没有道理的。

真相是康有为在都察院衙门口跪了半天后，猛然顿悟，觉得两国战端已成定局，自己上书也于事无补，更何况那么多人都在上书，自己就算把这文章写得妙笔生花也不过是个随大流的举动，根本无法脱颖而出。

所以跟梁启超私下一合计，还不如回家睡觉得了。

不过对外肯定得捞个好名声，于是就大肆宣传说因为自己文章写得杀伤力太大，都察院的官老爷们不敢收，所以就只能作罢咧。

由于当时信息流通很不发达外加康有为确实有点小名声而且清政府也的确像是会干出这种事儿的角色，故而士子们都信了康梁的鬼话，就这样，康南海的名声如同涨停板的股票，蹭蹭地往上蹿了去。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无论是衙门不鸟还是康有为压根就把联名书给私扣了不交，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士子们的再战请求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马关条约尘埃落定，战败事实不可能再发生变更时，大家又表现出了第二个反应——学日本。

不得不说这时候的中国人民确实符合勤劳勇敢善良好学这八字美德，尽管大清败了，尽管大洋彼岸的日本孩子都会拿石头丢清国商人了，但此时此刻在大清国内，却几乎没有仇日情绪，虽然为昔日学生所败终归有些令人懊悔不爽，可是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却并不恨日本，非但不恨，反而还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向日本学习。

比较巧合的是，这一回打头阵的，仍是康梁这票人。

所以我说康有为这人才华还是很卓越的，至少他在当时

不过具体怎么学怎么改，哥儿几个一时间还没个详细计划。而就在他们加班加点正琢磨的时候，南面出大事了。

当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一个叫孙文的医生带着一干弟兄，准备在广州发动暴乱，推翻大清朝廷，史称乙未广州起义。

孙文，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父孙中山，我相信不知此人的家伙应该不多。

自从上次马尾海战，孙先生就对大清的无能孱弱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之情，不过当时他仍是在“扶清改革”和“灭清革命”这两项之间呈纠结状，而且更倾向于前者，因此在清光绪十九年（1894）时，孙文上书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改革国政建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只不过那会儿李中堂正焦头烂额于中日两国的战争，自是没空鸟你货能不能畅流，所以此事自然也就没了个然后。

这对孙文而言是个打击——满腔报国热血付诸东流，再加之后来甲午战败，使得他更加坚信如果再由清廷统治中华，那必然国将不国，惨遭列强蚕食。

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腐朽的大清推翻，打造一个全新的国度。

清光绪十九年（1894）十一月，他在檀香山创立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开创者，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或许你不知道，除了中国之外，和孙先生结缘最深的国家，其实是日本。

尤其是他的那一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千古伟业，更是和日本国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这一次的乙未广州起义，亦是如此。

且说在起事之前，孙文通过英国人康德李博士认识了后来影响并帮助了他一辈子的日本人——梅屋庄吉，两位在清光绪二十年（1895）一月时见了一面，彼此一见倾心。因为投机，于是孙文就把自己想在广州搞点事情的想法跟梅屋庄吉说了，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这个帮助具体说来无非就是想让人家给自己凑点钱弄点武器啥的，当年的孙文虽说不穷，可要正儿八经地拉队伍打江山，他还是不具备这个财力的。

梅屋庄吉，土佐人（高知县），时任土佐商会会长，是个土豪。虽然这人当时表面职业是在香港开照相馆的，但他背后的人脉极其深厚，比如日本三菱财团的开山老祖岩崎弥太郎，就是他自幼的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