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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杂著卷四（第3页）

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右不求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汰。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谕天津士民示

自咸丰三四年间，本部堂即闻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心窃嘉之。夫好义者，救人之危难，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谓任侠之徒是也。秉刚气者，一往直前，不顾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类是也。斯固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即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闻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说。尔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为义愤之所激发。然必须访察确实。如果有无眼无心之尸实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实为教堂所指使，然后归咎洋人，乃不诬枉。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此尔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我能杀，彼亦可以杀报；我能焚，彼亦可以焚报。以忿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祸患人于门庭，忧辱及于父兄，可乎？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君上，可乎？此尔士民素无远虑之故也。

津郡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闻二十三日焚毁教堂之际，土棍游匪，混杂其中，纷纷抢夺财物，分携以归。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不特为洋人所讥，即本地正绅，亦羞与之为伍矣。

本部堂奉命前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明理而后可言好义，必有远虑而后可行其刚气，保全前此之美质，挽回后日之令名。此后应如何仰体圣意，和戢远人，应如何约束同侪，力戒喧哄，如何而惩既往之咎，如何而靖未平之气。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分条禀复。特谕。

照复洋人

为照复事。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阁部堂接得贵大臣照会。内称“现在未能极力弹压，立拿凶犯正法”等。因查五月二十三日之案，滋事凶犯，现已严饬新任道府赶紧查拿，断无任令凶徒久稽显戮之理。只缘是日津民聚众过多，不能指实何人为首，何人为从。近日访得数名，已令其先行拿案，严刑拷讯，务令供出伙党，按名缉获，处以极刑。以申中国之法，以纾贵国官商之恨。大约数日之内，必可弋获多名，断不至再事迟延。贵大臣尽可放心。

至照会内称“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议以抵命”等语。查陈国瑞以客官路过天津，本属事外之人。前准照会云云：“该提督现在都门”。本阁部堂昨已咨请总理衙门，就近传讯。应俟总理衙门讯明，咨复到日，再行核办。至此案前任府县办理不善，本阁部堂到津后，即将该员等先行撤任。又以案情重大，该府县事前既不能防范，事后又不能速拿凶徒，业经奏明大皇帝，将该府县革职，从重解交刑部治罪在案。若如照会所称“必将该府县议以抵命”，查审谳极刑，必须有可诛之心，或有显著之恶。该府县并非下手杀人之人，又无丝毫主使确据。本阁部堂未能指实其罪之所在，难以照办。因思贵大臣当明晰该府县二人有应抵命之罪，可请逐层说明。本阁部堂得有二人罪状实在凭据，自能公平办理。

再，本阁部堂到津后，查明天津府有事后之三件事：一系五月二十五六问，河东匪人抢苏老义等教民数家，张守即前往弹压；一系有一教民与一民人因帐目在府涉讼，张守即将民人枷号示众；一系府署把门者系教民，该府欲访查凶手，即令教民密访凶犯，悬有重赏。现在此人仍在府署当差。此三事虽小，足见知府有保护教民之心，无伤害法国之意。至天津县刘令，虽无保护确据，而亦无伤害教堂之心。贵大臣如查有府县罪状，即请一一开示，以便转交刑部定议。中国遇有大狱，皆由部臣作主，疆臣不能擅专。为此再商贵大臣，请烦细核见示，须至照会者。

笔记十二篇

才德

司马温公日：“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诚神

大圣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亦迥异于庸众。闻《韶》尽善，则亡味至于三月；读《易》寡过，则韦编至于三绝。文王则如见于琴，周公则屡入于梦，至诚所积，神奇应焉。故麟见郊而增感，凤不至而兴叹，盖其平日力学所得，自信为天地鬼神所不违也。即至两楹梦奠之际，祷神为臣之请，亦皆守礼循常，较然不欺。其后，曾子易箦，诵战兢之诗，而自幸知免，犹有圣门一息不懈之风。后世若邵子之终，马、程诸人咸集，朱子之没，黄，蔡诸子并临，亦皆神明朗彻，不负所学。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兵气

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日：“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蒉，立则仗锸，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

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撤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东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指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以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勉强

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日：“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日：“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日：“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日：“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吾之观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追书以志吾过。

忠勤

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夫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问。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才用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铻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史书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阳刚

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人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汉文帝

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日“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始终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丐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皆发于中心恻怛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