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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王说:单是温凉之节、奉养之宜,一日俩日即可讲完,用不着做学问。唯有在为老人保温凉时还心存天理才是真正的关键,若只是在外观仪式上得当,那不是成了表演了么?即便是做得无可挑剔,也只是扮戏子而已。

徐爱深深的明白了:关键要以爱为根的道理。

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还那么讲究礼?心既然本来是至善的,为什么还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于至善呢?

王说:礼就是理。循礼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心,是一个心,未被俗化的心是道心,夹杂了人欲的心是人心。程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因习染深重,必须存天理去人欲。做功夫就是在道心--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为什么朱子的格物法不能让人到达至善之境呢?--徐爱又进一步问。

王说:朱子的格物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如求孝之理于其亲,那么孝之理是在我心呢,还是在亲人身上呢?若在亲人身上,那么亲人死了,我心就再也没有孝之理了?再如见孺子入井心生恻隐,理在我心还是在孩子身上。万事都是这个道理。

朱子的问题主要是牵和附会。他将心与理分为二,然后再去合,有困勉初学者打掉自以为是的作用。但又使人没个下手处,倒做了。所谓“格”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然知忠,见孺子落井自然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在心中。

王接着说:身之主宰是心,心产生意,意的本质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所以关键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无障碍,得以充分发挥,也就是意诚--“胜私复理”。

--林彪要全国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从这个车辙上、河床里跑出来的。

王阳明“原则上”赞扬秦始皇的焚书之举,他做的不对的是出于私心,又不该烧《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经叛理的邪说,都统统禁毁了,倒正符合孔子删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笔削《春秋》就是笔其旧、削其繁;孔子于《诗》《书》《礼》《乐》何尝添过一句话?只是删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乱天下。春秋以后,繁文日盛天下日乱--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样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诞邪说便渐渐自废了「譬如说像明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那样」。 后来,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论,以彻底重建儒家德育为首的教育方针。他痛恨孔孟之后,圣学晦而邪说横,他们窃取近似圣学的话头装扮成先王之学,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马列主义的假马列主义」,日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用猎取声利之术来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被“霸术”深深遮蔽。后世儒者想用训诂考证“追忆”恢复圣学,却让人入了百戏之场,看见的是各种让人精神恍惚的杂耍。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于是出现这个意义上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见闻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 饰其伪也。”「《传习录》中」

王还绝对是真诚的为了让人人都成为君子,让国家成为君子国,为了正人心、美风俗。他认为繁文就是精神污染,有《六经》就够了,注解经的传疏都是多余的。

徐爱说,许多经没有传疏就难明了,《春秋》若无《左传》就难知道原委。

阳明说,《春秋》若须《左传》的解释才能明白,那《春秋》经就成了歇后谜语了。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说那个过程。圣人述《六经》只为正人心,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对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奇_…_書*…*网…QISuu。cOm,又怎肯详细广而告之,那便是助长暴乱引导奸邪了--就犯了导向错误。孔门家法是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抹去那种历史。后儒只讲得一个“霸术”,所以要研究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这与德国人占领法国不让他们讲法语,苏联占了捷克不让他们讲本国的历史并不相同。只是与文革大破四旧,烧毁一切非毛泽东的著作相类似。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反智论,旨在建立“帝国与教士一致的政府”。这种政府显然是最危险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验证过一次,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又验证过一次。其实王明在苏区搞肃反,想只用苏联一本经来统一党内的思想、来统治全党全军,也是这么个思路。现在讨论“中国革命史”这门课到底是算理论课、还是算历史课也是同一惯性。

但这种智量就不如王阳明通达了。王对徐爱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他还说“五经只是史,用史来明善恶,示训戒”。其实还是把史纳入了经、把事变成了道,把事实价值化,把历史伦理化--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的真相在此。

就个人修养而言,也是把功夫论与本体论一体化,从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学认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爱这样总结老师的思想和教诲魔力: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惊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溪小径、断港 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圣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 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3.“持志如心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次年即鸡年「癸酉」二月回到山阴老家。 自然见过祖母、父亲还有他后娘。据冯梦龙说,他跟他后娘关系不好,他小时候还曾耍花招儿报复她。这些恐怕是小说家言,他小时固然很淘气,但他的父亲很严厉,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小户人家的是非矛盾。阳明对他的父亲既怕且敬,不会让他父亲难堪的。他是个豪迈不羁的人,不会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荡山,去找黄绾,大概还有看看黄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黄、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黄在那里替他“结庐”,黄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荡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心在好货上,能算主一之功么? 那只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问:“怎样立志?”

王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他大概想起了当年在长安街那位相面先生说他胡子到胸口、丹田结圣胎的话。现在,他自感心中已结了圣胎。

问:“圣人应变无穷,是否都须预先准备?”

答:“如何能准备得过来。只因为圣人心如明镜才照啥啥亮。只要是圣人,碰上啥事都是圣人作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只是应时成就。所以,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问:“静时感觉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乱了。怎么办?”

答:“这是只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所以,人须在事上磨练,才立得住。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接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件事。”--孙中山死后有这样一句挽联:若将学问与事业分做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喜静厌动是读书人成为聪明的废物的一大病因。王说,“以循理为主,处事中亦可宁静。但只以宁静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后来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问:孔子问弟子志向,子路、冉有任政事,公西华任礼乐,实用有为,孔子却不赞许。而曾点说的只是耍也似的,圣人却赞同他。这是怎么回事?

答:他们三个的志向是有局限的,不符合孔子说的:勿意勿必,有意有必就会偏执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的意思却无意必,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符合孔子“君子不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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