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假庐山大礼堂举行,他的干部们,酝酿着独树一帜的意愿。
经国自己,也很有兴趣,主要,他不甘CC派的压制和打击。那本《我们对团的建议》的小册子,企图
摆脱党的牵制,呼之欲出。但是,一身兼总裁、团长两职的蒋先生不点头,办得到吗?
蒋先生对爱子的想法,频频心动,用红笔御批后、嘱经国研究具体办法。太子庐山河西路的别墅,顿时群贤毕集,包括蔡省三、陈元、王升、赖钟声等,开会集议,分工起草组织纲领,忙得一天星斗。
三青团组党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兼程上山,直言诤谏,同时拉出戴季陶'3'分头夹击,蒋先生于是改变主意,组党一说,付之东流。
蒋先生碍难采纳,并非没有理由。他自己是国民党的总裁,且“余自束发以来,无时不以基督耶稣和总理信徒”自居,何能允许青天白日的旗帜以外,再飘出别的什么旗来,让左手和右手相互对立。
设立青年团的原意,已经变质,失掉原来团结号召的初衷。由团改党,扩大派系分裂,将置党魁于何地?
事后检讨,经国也觉得很孟浪。他的干部们,有政治狂热,缺少政治经验;注重集团利益,忽视整体利益;倾向于用主观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观的事实相抗争。
紧接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由庐山而南京,轰轰烈烈,好戏连台。太子系的人马.许季玉、刘安琪和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恺、罗友伦、胡素当选监察。
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原秘书处改第一处,宣传处改第三处,服务处和工作管理处改第四处,视导、调查、研究为第五处)主管组织训练。陈、袁挂名,实权全在太子手里。
掌握到青年团的神经中枢,尽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国民党的事,永远和我们的想象背逆。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于是,命令的贯彻上,七折八扣,有时候,甚至地方和中央,互唱对台。
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
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
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CC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CC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
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4'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5'、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
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
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6' 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
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
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7'
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
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8'、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
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
“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
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
马歇尔使命(Marshal M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
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性反攻。
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
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
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
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
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
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
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
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
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
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
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