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一直走到喜庆桥,然后向前到了圈饼店。我在店里吃了小半个橘子味的甜麻花。那是一大团面粉和油脂做的,像淤泥一样通过我的动脉蔓延开来。
然后,我去了洗手间。中间的小隔间里有人,于是我等着,也不去照镜子。岁月使你的皮肤变薄;你可以看见静脉和腱。它也使你变得不再敏感。当你皮肤薄得透明时,要回到你原先的样子就难了。
小隔间的门终于开了,出来一个姑娘——皮肤微黑,身穿深暗的衣服,涂了黑眼圈。她短促地尖叫了一声,接着噗嗤一笑。“对不起,”她说,“我没看见你在那儿。你吓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她带着外国口音,但她属于这里;她来自年轻的一族,如今我才是圈外人。
墙上最新的话是用金色记号笔写的:没有耶稣,你去不了天堂。那些注释者又作了改动:“耶稣”两个字被划掉了,上方用黑色笔写上了“死亡”二字。
在那句之下,用绿色笔写着:天堂在一粒沙里。布莱克。
再下面,用橙色笔写着:天堂在西诺星球上。劳拉·蔡斯。
又是一个引用错误。
战争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式宣告结束——欧洲的那场战争。这是唯一让劳拉挂心的事。
一个星期之后,她打来了电话。她是在上午早餐后一小时打的电话;她一定知道这个时候理查德不在家。我没有听出她的声音,因为我已经不再指望她的音讯了。起先我还以为她是裁缝店的那个女人。
“是我。”她说。
“你在哪儿?”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一定记得,此时她对我是个未知的因素——也许神志还有问题。
“我在这儿,”她说,“在城里。”她不肯告诉我具体的地方,但她说定了一个街角,午后我可以去那儿接她。我说:也好,我们可以一起喝茶。我打算带她去黛安娜甜点店。那个地方安全、僻静,顾客主要是些妇女;那儿的人都认识我。我说,我要开上我的汽车。
“噢,现在你有车了?”
“算是有吧。”我把车描述了一番。
“听起来像辆不错的车。”她轻快地说道。
劳拉站在金街和斯帕蒂纳街的拐角,正是她说的那个地方。那不是个名声很好的地区,但她似乎并不担心。我摁摁喇叭,她挥挥手走过来,爬进车里。我探身亲了亲她的脸颊。我立即有一种自己背信弃义的感觉。
“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真的来了。”我对她说。
“但我还是来了。”
突然,我快哭出来了;她似乎无动于衷。然而,她的脸颊一直很凉,又凉又瘦。
“不过,关于我来这儿的事,我希望你没向理查德提起过,”她说。“也不要向威妮弗蕾德说起,”她补充道,“因为这是一码事。”
“我不会那样做的。”我说。她没吭声。
因为我在开车,无法正面瞧她。我不得不等到泊完车,等到我们来到黛安娜甜点店,再等到我们俩面对面坐下,我才终于看清楚她整个人。
她既是又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劳拉。当然,老了一些——我们俩都是——但不仅仅是这一点。她衣着简洁,甚至有点过于朴素:一件暗蓝的衬衫式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打了褶的马甲,上面的小扣子一直扣到胸前。她的头发朝后梳成一个简单的鬏。她看上去有点干瘪,身体也有点往里缩,失去了光彩,但同时又像是半透明的——仿佛小钉子般的光线从里面穿透她的皮肤刺出来,又仿佛荆棘般的光线呈毛绒式的雾状从她体内射出来,好像举起来照着太阳的蓟。这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情形。(你不该太相信我的描述。我的视力已经不正常,我已经需要眼镜了,尽管我还没有意识到。劳拉周围模糊的光线也许是一个视觉错误。)
我们俩叫了饮料。她要咖啡,而不要茶。我告诫她,这里的咖啡不好——由于战争,在这样的地方喝不到好咖啡。但她却说:“我已经喝惯了坏咖啡。”
一阵沉默。我几乎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还没准备好问她回到多伦多在做些什么。我问她这段日子去了哪里?她一直在做什么?
“开头我在阿维隆庄园。”她说道。
“可阿维隆庄园整个都被封掉了呀!在整个战争期间,它一直封着。我们多年没回去了。你怎么进去的?”
“噢,要知道,”她说,“我们想去的话,总能进去的。”
我还记得卸煤的斜槽,以及地窖门上那把不可靠的锁。不过,那在很久前就修好了。“你是破窗而入的吗?”
“不需要。瑞妮还留着一把钥匙呢,”她说道,“不过,别告诉人。”
“暖气炉不会开着。不可能有暖气的。”我说。
“没有暖气,”她说道,“但有许多老鼠。”
我们的咖啡来了。它的味道像烤焦的吐司皮和烤菊苣;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放进去的就是这个。“你想要些蛋糕或别的什么吗?”我说,“这儿的蛋糕不错。”她瘦成这样,我觉得她可以吃些蛋糕。
“不,谢谢。”
“后来,你又做了些什么?”
“后来,我二十一岁了,于是我从父亲留下的信托基金里得到一点钱。于是我去了哈利法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