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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燕军乘胜南下,走顺德、广平、至大名,河北郡县多降附,形势急转直下。

使命往还

朝廷听说盛庸在夹河败兵,并未能拿出高策对局势有所挽回,而是再次宣布贬逐齐泰、黄子澄,以取消朱棣兴兵的口实。上次,齐、黄被罢,朱棣不予理睬,此次齐、黄被贬,更显见朝廷的无能。朱棣知道朝廷是不会就此认输的,朝廷也知道朱棣更不会就此罢兵。朝廷将齐、黄明为窜逐,实派出募兵,朱棣则就此抓住时机,上书朝廷申诉冤屈,争取舆论,暗中秣马励兵以图再战。

窃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无他术也,用建皇极而已。皇极者,大中至正之道也。以大中至正之道治天下,天下岂有不治者乎?大中至正之道非人为之,盖天理之所固有,为人君者特守而行之,则佞人必远,贤人不近而自近,九族不睦而自睦,百姓不均而自均,无所往而不当矣。《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平平,岂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欤?”

若其为君者蔽其聪明,不亲政事,近佞臣,远贤人,离九族,扰百姓。彰过失于天下;为臣者逞奸邪,图不轨,以危社稷,孰能举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陈于前哉!

尝观汉唐以来大有为之君,亦不出于二帝三王之道,故能长久者也。今昧帝王大中至正之道,日以诛灭亲王为心,父皇太祖高皇帝宾天,未及一月,听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灭其国,不旋踵而罪代王,湘王无罪,令其阖宫自焚,齐王亦无罪,降为庶人,拘囚京师,岷王削爵,流于漳州,至于二十五弟病不与药,死即焚之,弃骸于江。呜呼,彼奸臣者,其毒甚于狼虎。我父皇子孙几何,能消几日而尽害之至此,痛切于心。

岂意祸机日兴月盛,我守国奉藩,遵礼畏义,本无一毫之犯,又结构恶少,彼来屠我,动天下之兵,骚四方之众,直欲必灭而后已。

夫兵,不祥之器也,圣人不得已用之。本为保生民,诛讨奸恶,以报大仇。上荷天地祖宗神明冥加佑护,凡战必胜,实非善用兵也。独念兵甲不息,天下生灵涂炭,何日而已,为民父母,能不惕然而恤之哉!我之将士日望宽恩以遂其生,已尝具奏,冀回好生之心,以免无罪而死于白刃之下者,上不能允。岂期奸臣进兵不已,屡战屡败。生灵何辜?遭此荼毒,肝脑涂地!我虽战胜,哀悯之心,宁有已乎?

迩者侧闻诸奸恶已见窜逐,虽未伏铁钺之诛,然亦可少谢天人之怒。於此可见审之明而断之果,可以复太祖之仇,可以全骨肉之恩,可以保天下於几危,可以措社稷于悠久,故闻之不胜踊跃。诚如是,则非特我之幸,实社稷之幸,天下之幸也。

惟日夜冀休兵之旨,其罪恶盖已了然明白,曲直之情,虽三尺之童,不待言而知之。是兵可解,冤可刷,而恩可推也。何故执持不改,外示窜逐奸恶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

往者自念无罪,而茅土见削,子孙不保,受屈万世,宁俯首蒙耻,甘受芟夷,不顾宗庙子孙乎?见兵四集,心震胆悼,不知所为,左右彷徨求贳死于旦夕,遂以兵自救。诚知以区区一隅之人,当天下之众,鲜有不摧灭者,徒以须臾喘息,延缓岁月,冀或有回旋之日也。身亲行阵於今三年,赖天地眷佑,父皇母后圣灵保佑予躬,战胜攻克。每见锋镝之下,死亡者众,痛伤于心,故恒戒将士曰:“天下军民皆父皇赤子,驱迫战斗,彼何罪焉?其毋杀之。吾畏死所以救死,彼之畏死,其情盖同,由是降者悉释之,全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往者,耿炳文以兵三十万欲加戕灭,败之於真定,既而李景隆两动天下之兵,号百万之众,直来见杀。李景隆盖赵括之流也,手握重兵,骄肆无谋,视我如囊中物,可探而有,曾无毫发警惧之意。夫战,孔子所慎,而李景隆易之。白面小儿,岂足以当大事!惟解饮酒挟妓,酣呼歌舞而已。故首败之于郑村坝,继败之于白沟河,追奔至于济南,百万之众,两战沦没,可谓极矣。於此之时,冀或有开悟之萌,下责己之诏,引领南望。重增欷殻А?br>

未几,盛庸以三十万之众复来见逼,庸本鄙夫,何足算也。夹河才战,一败冰释。吴杰、平安以十万继进,战略藁城,遂尔奔北。

前后大小之战莫知其几,然无一不败之者何也?盖属众有必死之心,而无求生之望故也。臣每战胜,愈加忧畏,恐鹬蚌相持,渔人得利。

窃惟奸臣已逐,左右必皆忠良之臣,识负胜之机,或虑及此,必开心见诚,惩难悔祸,以解兵衅,休军息民,保全骨肉。因循至今,而德州之兵日集,是必欲加屠害而后已。

臣忝居叔父,肺腑至亲,何苦见困如此?今天下之兵,数战已尽,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驱此白徒,以冒死地。又况馈运供需,百费劳弊。倘此一战不胜,则势危矣。诚不忍至此,伏望回心易虑,起春育之仁,隆亲亲之义,复诸王之爵,休息兵马,销锋镝为农器,以安天下之军民,使各遂其生,其恩莫大也。我父皇在天之灵,亦安宁慰悦矣。如不允所言,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则贻笑万世矣。

夫大厦之倾,岂一木所能独支?鹍鹏扶摇,非一翼所能独运。自古帝王建万世之基者,莫不以敦睦九族,崇重藩屏之所致也。且弃履道旁,尚或收之,而至亲哀穷,宁无怜恻之者乎?故犹不敢自绝,披露腹心,献书阙下,恭望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使得老死藩屏,报效朝廷,则基业有万年之安,子孙亦享万年之福矣。二帝三王大中至正之道,岂有加於此哉!冒渎威严,幸惟垂察。

朱棣起兵,说是朝廷中出了奸臣,因而称自己的造反为“靖难”。现在“奸臣”已经放逐,朱棣起兵便失去了口实。但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否奸臣,皇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如果说朱棣起兵之初对这次“靖难”胜利与否尚无把握的话,那么,现在经过了两年多的较量,朱棣已为自己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固然,朱棣曾在白沟河被困,在济南受挫,在东昌败北,但总的来说,朱棣毕竟已经打出了北平一隅之地。北平、大宁、保定一带,均已在朱棣的掌握之中,如今更迫使朝廷放逐了它的两位肱股重臣,哪怕是名义上的放逐。时至今日,朱棣能够善罢甘休吗?他能够为朝廷的拙劣策划所欺骗吗?绝对不能。但朱棣懂得,要获得真正的胜利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而且,他十分懂得舆论的力量。如果说,在起兵之时他指斥奸臣乱政,朝廷加罪还会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的话。那么,如今朝廷不计其谋叛之罪,主动放逐所指奸臣,朱棣再不撤兵甚至仍无所表示便于理难容了。然而朱棣绝不会按朝廷划出的道走。他首先要申明“是非曲直”,向天下宣告自己是无罪受罪,继而,他尖锐地指出如今朝廷不过是“外示窜逐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朝廷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君不见“德州之兵日集”,“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他以“叔父”、“至亲”的名义要求朱允炆“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既要承认错误又要实际撤兵,不如此,这场战争将继续打下去。按朱棣的说法,曲在朝廷,而且朝廷应该首先撤兵,至于自己则是在被迫自救。球又踢回到朝廷一边。

却说朝廷虽表面窜逐齐、黄而仍用其谋,且实遣其出四处募兵。这时,方孝孺成为朝中的主要谋臣。此人虽博学方正,但缺少机变,不善权谋,与朱棣、姚广孝之老谋深算,适成对照。

朱棣的上书送到南京,方孝孺认为这正是缓滞燕兵的机会。他向建文帝提议对朱棣的上书给予回答,可以用来松懈燕兵的斗志。书信往还至少也需一两个月时间。燕军久驻大名,又将值暑热淫雨季节,不战自罢,这期间,官军各路兵马已逐渐集中,只待远路的云南军队来到,便可对燕军展开大战。方孝孺还建议,调辽东军马攻永平,调德州军马扰北平,其根本之地受敌,必然撤兵归援,那时,大军齐集,追蹑其后,定可一举而破燕兵。方孝孺敦促说:“事已垂成,机不可失。”

建文帝听了方孝孺的议论,觉得他的主意不错,决定派遣大理少卿薛岩等■诏到燕军宣布休兵。建文帝令方孝孺草诏,大致说:赦免燕王父子及诸将士之罪,使归本国,勿预兵政,仍复王爵,永为藩辅。

四月十六日 ,薛岩■诏北上燕军,他随身还携带了数千张用小黄纸印的宣谕,到燕军秘密散发,以使燕军将士都知道朝廷的钦令,不要再追随叛贼。

薛岩■天子诏,来到燕军。朱棣读罢诏书,冷笑说:“帝王之道,自有弘度,发号施令,昭大信于天下,岂可挟诈,以祖宗基业为戏耶!”岩等俯伏惶恐久之。朱棣说:“诏语如是,尔承命之言何如?”岩曰:“但欲殿下释兵,来谢孝陵,则兵可息。”朱棣曰:“宗藩阽危,祸难不已,社稷深忧,必执奸丑献俘太祖,以谢孝陵,我之愿也。所典之兵,受之皇考,以为护卫,用备不虞。制度已定,难以更改。今欲释兵,是以徒手待缚,此奸臣谬计,欲以欺人,虽三尺童子不为所罔矣。” 朱棣说着手指怒目金刚般的侍卫将士说:“有丈夫者!”薛岩惶恐不能回答。诸将士持刀按剑,喧哗不已,要求杀死薛岩。朱棣自然也不相信诏书中关于撤军的许诺,或者说他自己根本不愿接受朝廷提出的条件。然而他知道现在朝廷既然放逐齐、黄,既然派来命使,他也不能表现得气量过于狭窄。现在是他争取天下舆论的时候。他拦住愤怒的将士说:“奸臣不过数人,(薛)岩天子命使,毋妄言!”

在众怒目环顾之中,薛岩战栗不已,流汗被体。他倒不一定是怕死,他自己也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个场合本当慷慨陈辞,舌战群儒,而如今为什么说不出话来,这样岂不有辱使命了吗?朱棣的话虽为他解了围,但他的心并不因此而安。朱棣对诸将说:“吾见薛岩等言媚而视远,此来觇我虚实,非求和也。宜耀武以示之。” 于是,他传令各军集合列队,请朝使检阅。薛岩整理衣冠,振作精神,根据朱棣的安排阅视燕军。官军在前线失利,这是举国都知道的事实,但数十万官军为什么竟会与燕军不能相敌呢?薛岩也真想看看燕军究竟如何。薛岩随燕军中官登高阅视,只见燕军营寨相连,一望无边,据说绵亘百余里。营间戈甲旌旗照耀原野,将士驰射操练,钲鼓宣呼,震天动地。薛岩本一介书生,虽身为大理少卿,但未尝亲军旅,如此阵势,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燕军如此强大威武的军容,不禁令薛岩暗中咂舌。作为天子命使,薜岩受到款待,在燕军中一连停留数日。他对燕军的更进一步了解,使得他对这场战争还能否打下去产生了怀疑。他来这里,本来是为了传布钦命,劝说燕王,想不到却几乎成了燕王的精神俘虏。

朱棣派中使送薛岩出境。临行,朱棣对薛岩说:“归,为老臣谢天子。天子于臣至亲,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产兄。臣为藩王,富贵已极,复何望,天子素厚爱臣,一旦为权奸谗构,以至于死。臣不得已,为救死耳。幸蒙诏罢兵,臣一家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惟陛下命之。”

朝廷不相信朱棣会就此罢兵。朱棣也不相信朝廷会真的遵守诺言。双方都在故作姿态,要求对方做出实质让步。

薛岩回到南京,向建文君臣报告此次燕军之行。他带回来一个信息,燕军军容整肃,上下一心,战场上既不好对付,用计谋也难于使其上当。

在使命往还之时,燕军与官军之间的较量并未停止,双方都在做出新的布置,勿宁说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大战。

薛岩出使燕军是在四月十六日,就在五天以后的二十日,总兵官盛庸便令驿马传书吴杰、平安,领兵会合德州以图北进。薛岩离开燕营后不到十天,彰德各处及德州的兵马便袭击了燕军的运粮兵,杀死数百人,活捉了指挥张彬。五月十五日,官军再袭击燕军饷道。官军的行动令朱棣不能容忍,总兵官调兵的驿书,又被燕军截获。这些,都成了朱棣拥重为逆的新的口实。为博得舆论的同情,说明曲在朝廷,朱棣于十五日派指挥武胜再次上书朝廷,质问朝廷“遣使息兵”是诚是伪。并表示如此下去,绝不息兵。上书说:

张设机阱,以相掩陷,令人岂能自安?且欲令释兵,可乎,不可乎?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敛师归国,今兵势四集,纲罗四方,不能无畏,是兵绝不可离,离则为人所祸。此不待明者而后知也。

朱棣进一步蛮横狡辩,说自己拥兵是奉了“皇父明训”,他指的是朱元璋在世时曾命他节制北平、辽东、大宁、宣府的军马,既然受命于太祖,那么“岂可委捐”?十分明显,这种狡辩是不合逻辑的。朝廷要朱棣撤兵,可以说与朱元璋命他节制诸军毫无关系。朱棣说,如果朝廷真的“以社稷为重,宗藩为心,宣大信于天下”的话,就不会计较燕军所控制的蕞尔之地了。这就更加无理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如果任何一位亲王都可以凭借武力,随意占领“蕞尔之地”,那将置朝廷于何地?最后,他又摆出一副只有他才是祖业维护者的架子。并企图用“亲亲之义”打动建文帝,而其核心要求是朝廷撤兵:

思维父皇创业艰难,子孙不保,如此之际宁不寒心。今兵连祸结,天下频年旱蝗,民不聊生。强凌弱,众暴寡,饥民逢聚,号肃山林,相扇为盗,官府不能禁制。其势滋蔓,势有可畏。祖宗基业将见危殆,所谓寒心者此也。抑未知虑至此否乎?

夫天下,神器也,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伏望戒谨於所易失,而持守於所难得,体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亲亲之义。我弟周王久羁绝缴瘴疠之地,恐一旦忧郁成疾。脱有不讳,则上拂父皇母后钟爱之心,下负残杀叔父之名,贻笑于万载矣。昔汉文帝称为贤君。“尺布斗粟”之谣,有损盛德,至今人得议焉。诚愿采择所言,矜其恳切,早得息兵安民,以保宗祧,恩莫大焉。”

然而建文帝不为所动,将武胜逮入锦衣卫监狱。

望不到尽头的战争

朱棣得知武胜已被逮入狱,知道使节战就到此为止了。它无异于朝廷决定与燕军再次开战的宣言。

朱棣说:“今武胜既执,则志不可转。自古敌国往来,理无执使,但执使,即为挑衅。其所以若此是必欲见灭我矣。岂能匏系于此,为人所制乎?”

朱棣分析官军形势,认为其精锐皆集中于德州,其资粮皆须经过徐、沛。他决定调轻骑数千,烧其粮船。如此,则德州之饷必不给,众必瓦解。然后严师待之,以逸击劳,奇Qisuu書网以饱击饥,可以必胜。于是,朱棣派遣都指挥李远等率六千骑,扰官军饷道。

为了靠近官军,使之不疑。李远等人换上官军的甲胄,但又恐两军临阵,彼此不分,便约定临战时每个战士都要在身后插上一把柳枝。李远等人直驱东南,渐入官军控制的地区。他们一路来到济宁谷亭、沛县 ,敌人竟未发觉。李远将军兴以来官军在此的全部积储付之一炬,粮船数万艘、粮数百万尽行焚毁,军资器械俱为煨烬。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漕运军士惊骇而散。这一仗不仅使德州驻军的粮饷难以为继,而且震动了京师。盛庸听说官军粮饷被焚,派裨将袁宇领步军三万,邀劫其归路。李远知袁军迫近,便在村中设伏兵,而以少数骑兵将敌兵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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