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版的祥林嫂,为免受死后阎罗殿里两个男人的争夺,急忙到镇西土地庙中捐门槛赎罪。就捐款额度问题,她央求庙祝伯伯照顾,价码从二十千砍到十二千,饶如此,也是她每月五十文生活费的两年工钱。终于造得杉树料福建漆的一条门槛,令千人踏万人跨——听上去好似雷横老娘辱骂婊子白秀英的气口——以为从此便仿佛重新投了娘胎,可以擦蜡台了,不料依然不成。可见这土地爷,对底层百姓,照样可以拿人钱财,不替人消灾,颇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的风范。
这样的风范和事略,果然和前面所云神仙世界不过就是俗世人情坐标体系的照搬,正相契合,其间自是增加了若干悬垂于半空的神异,使得神仙老爷太太和神仙姐姐哥哥们既活跃在大众身边,又可以随时跳开到三界之外。于是,阎罗殿里的青面獠牙可以用来吓唬寡妇,南宫度名北斗落籍随时宣示生死的暌隔,狐狸精不妨拿来排揎招惹自己的女人,别处来的贼寇统统归结为鬼子,在表述了非我族类的厌弃之余,其中也不由自主地泄露出了些许退避。
早年京城的小曲唱: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蔡康永做节目时念叨:七夕拜床母,小孩子不尿床。可见,即便在八卦成为大众生活元素的fashion时代,鬼神照旧和以往一样,是远离不得的东东,甚至更加贴近也未可知。只是这种贴近,娱乐的成分愈加浓郁。于是,龙生九子可以用来解释肖与不肖的子孙多样性,风月无边的当口希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足以担当老字号的名头,无所不在的网络上流行着辟邪马面夜叉狐仙神通无常牛头判官龙女刑天二郎七郎这般老规矩里全不搭界的十二妖怪: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台湾的某档娱乐节目里提问:谁最早在端午节跳河?答案竟然是屈原。这种答案在学术角度看来,恐怕是恶搞兼误导了。关于五月初五的端午日,一向众说纷纭,都说这天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但以孟尝君为代表的王凤王镇恶等众多名人却因此而光宗耀祖,大利父母。另外死于当日的,除了屈大夫,传说中还有介之推曹娥等,即便落实到投河,屈大夫之前,也绝对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个案。而将屈大夫怀石自沉汨罗的日子确认为五月五日当天,起码不见诸确凿的史书,而至多证诸笔记丛谈,只能是民间为便于遣兴游乐捉来的托词。魂魄毅兮为鬼雄,正如屈大夫自己篇章歌颂的那样,作为爱国主义楷模的他老人家,后来成为江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秦始皇曾经就所谓江神问题指出: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但仅就屈原大夫之成为山鬼,大约就不方便下如此的断论。
诚然,除了造福,鬼神更可以生祸。所以古人说: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而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所以尽管《礼记?曲礼》上明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也确乎有聪明的君王以“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阶级”的犀利口实着意革除,但所谓淫祀,却屡禁不绝,根源依然在于对鬼神祸福于人的恐惧和崇拜。
都说文章憎命达,或许肇因于这种恐惧和崇拜,那些齐谐一路的民间想象,虽然不像历史那样足以征信,却实在提供了许多娱人慰己的足量快乐,并且至今依然可以拿来继续加工快乐。其实,号称征信的历史,也未必都是征信,并且并不妨碍成为娱乐的作料。如此,则原本就是快乐文本的那些民间想象,除了拥有非遗的材料价值之外,亦不妨继续成为茶饭之余的谈资,以及阅读的闲适主题。
这便是本书的缘起和立意了。
半夏于戊子春夜
太上老君:白头婴儿(1)
老子到了函谷关,没有直走通到关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转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绕着。他想爬城。城墙倒并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将身一耸,是勉强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里,却没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还都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总而言之: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
上述文字乃鲁迅先生《故事新编》里《出关》的局部,作于1935年的12月。老子出关是十分著名的掌故,尽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文本里,该掌故看起来总有那么点调侃,或者先生自诩的油滑。譬如起重机云云,现在人可以批评为恶搞,但比起写大禹治水的《理水》中文化山上古貌林好杜有图乃至的口沫横飞,已经是相当温吞了。
其实先生新编的故事,大都做了许多结实的功课,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历的有案可稽,远比许多做历史题材的小说家,或者做小说写本的历史家,花费了更多工夫。
不可抗力
用尽哲学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的老子,生活于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历史的记载中一向被彪炳为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者。在司马迁的《史记》卷六十三里,记述他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守藏室之史。
苦县的县城,大约就是今天的河南鹿邑。而所谓厉乡,至今依然沿用。聃字看起来一副不好发音的样子。《说文》云:聃,耳曼也。段玉裁注曰:曼者,引也。耳曼者,耳如引之而大也。耳曼就是耳朵长大,仿佛扯面似的拽开来的一样。古人起名字,描摹自身状貌乃是其中一路,譬如晋侯黑臀和公子肥。这样看来,老子起码从名字上,已经透露出具有和刘备一样耳朵上大有文章的异禀。
藏室就是藏书室,守它的史,便是看管藏书室的低层文职小吏。鲁迅先生小说里直截叫做馆长,该是十分切当的译名。不错,以煌煌周朝,国家级别的藏书室也该是个图书馆规模,但鉴于其非关国家重大政治,负责其中事务的官吏,级别也高不到哪儿去。
《史记》里记载老子的事迹,受资料限制,篇幅很短,却根据《庄子》的有关片段,栩栩然地记录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态经过。内中老子指点日后的孔圣人要去除骄气多欲态色淫志等等缺欠,而孔圣人领教后,依然称赞老子是乘风云而上天的龙一样的人物。
《庄子》一般被当作寓言看待,所以有前辈于上述取材颇有非议,对如此据为实录,不以为然。号称才子的钱锺书曾经批评《庄子》,是望而知为逞文才之戏笔,非秉史德之直笔。看来也是主张当不得真的。
关于历史的写法,似乎可以有不同意见,不能说写得一旦细致生动便要一竿子敲死,还上纲上线到史德有缺的高度去认识。司马迁的时代,虽然去古不远,但涉及老子行迹的材料,想来短缺,于是寓言中也不肯放过,搜罗爬梳,该是有胜于无的立意,料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按照《史记》的说法,老子讲修道德,其学说以自隐无名为务。在周朝住久了,看出它的衰败迹象,便离开岗位开了小差。走到某个关口的时候,关令也即关长尹喜仰慕他的名声,探得行踪,终于截留下来,让他勉为其难,将学说著作下来,本文劈头所引鲁迅先生的小说局部,正是这个时段的写照。
太上老君:白头婴儿(2)
有学者以为那个时代尚无私人自著一书的风气,旅途匆匆,竹简刀漆也一时难备,而且既然以自隐无名为务,将隐途中,没有理由为个关长破戒著书的。
所谓私人独自著书的风气,大约总得有先行者筚路蓝缕来开创的,老子未必不可以领导这个风气,成为该领域的吃螃蟹者。旅途中的写作工具,则完全可以像鲁迅先生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由尹关长提前置备。有资料显示,尹关长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原是深藏不露的厉害角色。既然预先知道老子当过,事先安排预案,自是情理中事。至于所谓自隐无名为务,确是老子学说的原则,却未必等于什么都不做不说。学说总是倡导人接受的,不做不说,如何让别人知道呢?况且盛情之下,也算半推半就,再用无名什么的当推搪的借口,就有些矫情了。而矫情绝非因循自然之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中生有,总是得做点什么的。而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就坡下牛,替仰慕的fans留下个念想,才是自然。
这本为了出关敷衍而成容量仅有五千余个大字的小册子,也就是鲁迅小说里提到的两串木札,便是老子学说的基石,所以被命名为《老子》。因为它用上下篇分说了道与德,所以又叫《道德经》,这自是日后道家学派建立后奉为经典的意思。
《出关》里尹关长收到两串木札后,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当作盘缠,自然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揽子买断这部旷世绝作的版税。看来即便是崇拜投地的fans,算盘也拨得蛮精的。拿到如此菲薄版税的老子,并不在意,拨转牛头,出关而去,从此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不过,在司马迁的文本后面,还附录了一段或曰,说到同是楚人的老莱子,曾经著书言道家之用,与孔子也是同时代的人。老莱子在后代文本中,更多作为孝子出现,彩衣娱亲,作为道家列仙的身份,反而在大众视野中阙如。另外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上曾记载周的太史儋向秦献公进言,有人说这位太史儋便是老子,但也有人说不是。而老莱子作为同乡,太史儋作为同行,连类而及,都有疑似的可能。关于老子的究竟,没人知道其中的是非。而他的生卒,《史记》里也只说盖老子百有六十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所谓“盖”,古人解释是如同“或”一样的疑词,依然是不能确定。
按说历史著作,该当是著作者考据辨识消化后的分泌物,似乎不可以罗列这些个或曰盖莫知的话头。有人说,史以传信,奈何恍忽以惑后世。不过,仔细替司马迁想想,这么些难以确认的材料和说法,假如没理由论证出一个言之凿凿的结论,保存更多说法,总比排斥众说,乃至将疑似含混当作不刊之论,来得厚道,实在也是一种坦诚的态度,而并非意在恍忽惑世。这样的取舍,值得后来许多一意孤行的修史者效法。
诚然,如此多的或曰盖莫知,在史书不免遭到恍忽的诟病,但于缔造一个绝伦的神仙,则无疑留下了许多足以傅会敷衍的缝隙和口实,给造神文本,提供了施展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