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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友,滔滔不绝,从祖上的英名,到亡国的耻辱,指天誓地,数黑道黄,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涕泪交加。酒至半酣,二人击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约定共举反清义旗。

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曾静等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他们探明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修书策反,派张熙投书并附《生员应诏书》一份。曾静、张熙等踌躇满志,口出妄言,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动员了人马,“在我一呼可定”。张熙没有想到,什么跪天盟誓,什么约定共反,是岳钟琪为套他的口供,演给他看的一出戏。

那岳钟琪以汉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诸多嫉妒诽谤。他的出身——岳飞二十一世孙,更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岳飞之后”成了岳钟琪政敌攻击岳钟琪的重要依据。一时,关于岳钟琪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有说他与朝廷面和心不和,三次召京不赴;有说他心存反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上奏的谤书竟装了满满一箱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另一方面,反清势力也从“岳飞之后”这一点出发,认为岳钟琪必定能成为反清复汉的英雄,或者就只当他是反清复汉的英雄而以他相号召。雍正五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岳钟琪本来就如履薄冰,有口难辩,出了这样的事,就好象吃了一只苍蝇。幸亏雍正回护他,谕内阁曰:“岳钟琪功勋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曾静、张熙,缘由仍是“岳飞之后”!

人言可畏(2)

岳钟琪几乎暴怒,但他知道没用,随即镇定下来,给雍正上了密折,请求“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让皇上亲自处理。雍正认为张倬既敢拦驾投书,必定是一个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讯何用?因在岳钟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利害所关,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岳钟琪心领神会,随即演出了与张熙盟誓之戏。

而这一切,都使预藏在暗室之中的满员按察使硕色听了个清清楚楚。紧接着,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雍正接到岳钟琪密报他诱出的张熙的口供后,立刻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间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是案一干人犯全部拿获。拿获的人犯有:曾静,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时吕留良已死)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张熙目瞪口呆。另一件事使他更加目瞪口呆。这便是他老师曾静的“师表”。张熙投书上路,曾静曾为他壮行。当时,曾静激昂慷慨,高吟:“但有虹贯日,竟无轲入秦!”与张熙共勉,要同做入秦刺秦王的荆轲,并在身着长衫上大书:“曾静死于此!”然对簿公堂,曾静却软成了一摊稀泥,不但招认如流,而且匍匐在地,摇尾乞怜,主动殷勤地写文章检查思想、深挖根源、自我批判!第三件事使张熙尤其目瞪口呆。当九卿大臣会议一致拟定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株连九族时,雍正却独出心裁,认为曾静、张熙使“造书诽谤之奸人一一呈露”,因而有功,竟将他们免罪释放,并嘱咐将来子孙及地方官都不得追究和加害他们!

曾静跟着钦差大臣杭奕禄,遍走江南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到处现身说法,宣讲雍正亲自编撰的《大义觉迷录》,逐条驳斥自己“妄加”给雍正的十大罪状……张熙则跟着尚书史贻直遍走陕西等地,麻木不仁地做同样的事情。

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惨剧。由此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以大逆谋反罪结案。已死的吕留良、吕留良的儿子进士吕葆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刊刻逆书”、“往来契厚”、“阴相援结”的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严两家众多孙辈从宽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其他从犯或流二千里三千里,或杖责,或给功臣家为奴。

闹剧,惨剧,由一个人导演出来,这个人便是雍正。

在处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雍正的情绪与作为均有耐人寻味的反常之处。

当获悉曾静致岳钟琪的策反书时,雍正竟至反常地“惊讶坠泪”。他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平心而论,雍正对社会上关于他的种种非议,应该有思想准备,也确实有思想准备。他清楚,“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诽谤,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这种人“必有怨望之词”。

但是,其时已是雍正六年九月。

这个时候,非但允禟、允禩、允禵、允礻我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僻处穷乡、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却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而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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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可畏(3)

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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