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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部分(第1页)

;母亲的其他家人要么很早就已经去世;要么移居到南方。我告诉妈妈我们计划搬到斜坡公园,她满腹狐疑地问道:“你迁到了布鲁克林?”对她而言,郊区才是“应许之地”。我们为什么要在她想方设法离开的地方安家?

最熟悉的陌生人(4)

埃利塞:我曾写信给收养注册处。6个月后,我收到了关于生母的唯一资料,这份资料是我期盼已久的。注册处来信告诉我,他们已同曾经安排我让别人收养的一家收养机构——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联系,要求他们将非公开资料寄给我。算是一种安慰吧,他们随函寄来一张表格,列出我母亲的各种特点,其中只有我母亲的国籍(美国)和年龄(28岁)是现在填的。

我马上算了算年龄:亲生母亲现在可能65岁左右,而非50出头。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怀孕的少女,遗弃我的时候生活在纽约黑社会的边缘。我可以稳妥地排除许多可能是我亲生母亲的人选:她不是影星伊迪?塞吉维克。传说1967年她在电影公司时与传奇歌手鲍勃?迪伦逢场作戏……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亲生母亲那时已28岁,完全可以抚养孩子,因此肯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不然她不会将我遗弃。

我在布拉格学习电影3年之后,便回到了美国。28岁时,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分娩的阵痛。以前,我一直以为,作为艺术家,我不得不在家庭和电影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虚幻的电影世界。在布拉格那神话般的城市里,我渴望将彩色灯光变成图像的梦想最终变为现实。我被选送到著名的FAMU电影学院深造,参加一个国际课程班的学习。我打点行装,深知自己已无回头路。

我拍摄了一部16毫米短片《我偷走了幸福》。这部短片受到了好评,1996年被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电影节接受。这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我就像一位刚分娩的母亲那样骄傲、知足。然而,这一知足却不完美。

我虽然对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内心里却非常渴望拥有伴侣和孩子。我想即使自己从未怀孕,将来某一天总会有个任性的、被人遗弃的孩子进入我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那位同性恋挚友约翰会帮我抚养孩子的。

1968年,我的生母显然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准备。不管她替我找养父母有多崇高的动机,但她最终还是将我遗弃了。这封信说明她如今并没有在寻找我。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即生母的身高、体重和眼睛的颜色等特征将永远是个谜。

我曾要求收养机构提供有关资料。过了6个月之后,在2月寒冷的一天,我到家时看到寄自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的挂号信,十分惊讶。他们是不是有新情况要告诉我?我的生母是不是在找我?我想回味这一时刻的酸甜苦辣,一边倒饮料,点燃香烟,一边盯着信封。

我品味着充满期待的最后时刻,灵巧地打开信封。我急切地浏览了这封信,很快我注意到第三句:“你于下午12点51分出生,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你的生母28岁,是犹太单身女士。”

这句话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却验证了我内心深处的揣测。一时间,往昔和现在仿佛交融在一起,意味隽永。我内心充满着喜悦。

我紧张得屏住呼吸,一把抓起电话,打给一位知心朋友,想与他见面。起初我本能地想告诉朋友这一消息。我想让让克劳德看看这封信,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在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家比利时酒吧里,我和55岁的文学爱好者让克劳德在一起喝啤酒。到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喝干了一瓶啤酒。他同我一样对我的发现感到非常吃惊。晚上我常常教他英语,之后便在一起喝酒,但他在酒吧里同样轻松自在。他穿着十分讲究,常常将一品脱浓郁的比利时甜酒一饮而尽。我把这封信的一些细节讲给他听,他孩子般地感到好奇,眼睛瞪得大大的。

对于我而言,孪生姐姐是抽象的、模糊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寻找答案。譬如:我们是异卵双胞胎还是同卵双胞胎?看着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不是我总是喜欢端详着镜子或商店橱窗中自己的原因?一想到她和我过着一样的生活,和我一样住在巴黎,提高着法语水平,让克劳德和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们有多少次是擦肩而过?这时,我想起一部最受欢迎的电影,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电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到波兰去,路上巧遇和她长相酷似的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5)

“我们为什么分开?”我委婉地问道。

冬日的下午,光线非常明亮,让克劳德脸上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他望着我,仿佛这是个解不开的谜,一个他冥思苦想的哲学难题。

“这就像阿道夫?德埃内里导演的19世纪系列剧《两个孤儿》,”他常常提到一些玄乎的东西,大声说道,“他们想揭开自己出身的秘密。”

我们接着喝第二瓶啤酒。我把烟灰缸挪走,把信摊在桌子上,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看信。

“信上说我的,呃,我们的生母——说‘我们的’真别扭!——非常聪明,智商高,在一所名牌中学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我一边同让克劳德一起仔细阅读这封信,一边朗读起来。

“她非常聪明!” 让克劳德兴奋地说道,“这倒是在预料之中!”

“她获得了奖学金,考上了大学,但因为情感问题中途辍学,”我接着朗读,“她曾因情感问题住院治疗。”

“情感问题?” 让克劳德问道,“是不是类似于抑郁症之类的问题?”

“间接资料表明你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混合型的,但后来通过药物治疗得以治愈。”

我望着让克劳德,希望能得到他的安慰。他对我无声的发问做出回应,握着我的手,说道:“你没事的。”

这封信指出我生母的精神分裂症已治愈,但我知道我哥哥一直在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这类疾病的灵丹妙药——1968年当然也没有。我不愿接受对她病情所作的诊断。如今,混合型的精神分裂症或许可以准确地诊断为躁郁症。

不过,哪怕她是疯子天才,我也愿意找到她。

我对精神病的遗传因素很好奇,想知道这些因素对自己的情感问题有何影响。大学三年级时,我曾患有精神抑郁症,身体衰弱,因而常常卧病在床,而且考虑过退学。我的孪生姐姐是否也得过类似疾病?倘若她真的疯了,看到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行为举止却发狂的人,我能受得了吗?看到一个陌生人体貌特征和我一样,却神志不清,我担心不能正视自己曾经差一点未能脱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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