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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史密斯的私人回忆（第1页）

大概是在8月中旬，我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核心党党员的别墅里见到了裘莉亚，我们讨论了《时代》文学副刊和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主要围绕着那十条提案。裘莉亚赞同温和派的主张，我（毫无疑问）则是激进派言辞的撰写者;我们都怀疑对方是自己的政敌，更何况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面了。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气氛紧张，情绪低落。夜幕突然降临，凉风从泰晤士河上吹来;裘莉亚身上裹着毛毯，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

“裘莉亚，”我打破了沉默，“让我们告别吧。”“为什么，你要去哪儿?”她吃惊地问。“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回答说，“但是，我们还是诀别吧。我现在的感觉就跟《哈姆雷特》首演那天一样，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感到，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当时在剧院前厅，对我来说最恐怖的不是别的，而是担心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再彼此告别。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说，老天保佑你，不过我们还可以待在一起。”

“你别犯傻了，你这是怎么了?”她追问我。“没什么。”我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动荡不安，我厌恶政治。”“但你已经晚了。”裘莉亚尖锐地回答，“再说，你为什么要厌恶?我们俩也是因为政治而走到一起来的。”“也是它把我们俩分隔开的。”我回答说，“我并不害怕我们会死掉，而是害怕有一天你会逮捕我。所以我想跟你道别。”

她哭了起来。“你这个傻瓜，”她边说边抚摸我的脑袋，“连精保局都没能把我们俩分开，我们只是在观点上有一点分歧，这并不会使我们分开的。”

“你看，裘莉亚，”我说，“你看那些星星。它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它们连瓦特·泰勒的军队都见过，还有宪章主义者，并且亲眼目睹了伦敦世博会。它们还将看到我们未来的命运。它们真幸运，平心静气地冷眼俯瞰我们。裘莉亚，我们将被遗忘，没有人会记起我们，也许，我们枉活了一世。”

“你别胡思乱想了，”裘莉亚小声说，“太晚了，咱们进屋去吧。”我们回到屋里。我们做爱。这是我们的告别。从那之后，我还见过她很多次。[1]

[1]请读者允许我们在这里作一个主观的注释。我深深理解那个年代人的悲剧。尽管我们从研究者的角度不允许自己感情泛滥，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痛，这些人屡经磨难，个人生活被彻底粉碎，我们为他们难受，为他们落泪。我们这些生活在半个世纪后的人是多么幸运啊，即便我们有烦恼，也会被工作的快乐所掩盖。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以他们的方式感受的快乐，跟我们也曾感受到的没什么两样!再次请读者原谅这些离题的话。——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