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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奥勃良谈革命失败（第1页）

我在此泄露一个国家机密:大洋国所谓的临时政府，并不是在英国境内成立的，而是在一艘名为“斯泰拉”的欧亚国巡洋舰上。这个由核心党和精神保卫局高官组成的政府在这里写下著名的《九月誓言》。誓言里说，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只要不是万不得已，一滴血一滴泪都不要流，欧亚国的占领军也表示同意。

重新组建委员会警察机构并非易事，一方面要温和，另一方面要求卓有成效。在最初几日，我们将新体制的顽固敌人统统运到胜利体育场。在那里将他们分成三组:

（1）需要关押者;

（2）不需要关押，但可以关押者;

（3）本该关押，但不可以关押者。

第一组人里包括穆斯林工人、《时代》文学副刊编编辑、星期一倶乐部积极分子和航空工业大学的全部学生委员会成员。（当然对于受精神保卫局委派参加上述组织的人，将免予处罚。）第二组人里包括简单信教的工人、《时代》文学副刊的订户、粟树咖啡馆的过路客人和一部分学生。第三组人里包括那些本该关押，但对我们建设新生活用得者的艺术家、学者和工程师们。

比方说，新的惩罚体制是多么因人而异:我们将曾经参加5月份《哈姆雷特》首演的全部演员都抓到了体育场。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国王被分别关押了三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和大臣波洛涅斯被判处家中软禁，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只受到口头警告，奥菲莉娅则在当天就被释放回家。

让我们的警察减轻人身伤害的程度是一件难事。无论怎么三令五申也没有用:习惯成自然。由于电力紧缺，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犯人用电刑，至于棍棒，欧亚国的专家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审讯不是工业，而是艺术。”总顾间这样认为，他的看法完全正确。

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动不动就判处死刑。当然毫无疑问，穆罕默德·斯坦雷是逃不过绞索的（不过对我来说——在审讯中我曾亲自跟他打过交道——他一点不值得同情）。我们还同样处决那些参加虐待精神保卫人员和核心党党员行动的人，对那些在国家电视机厂打砸抢的家伙也不能宽恕。我们掌握的证据多得供大于需，因为在9月份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的人到处对群众行动录像，拍照。我们向一桩桩施暴事件的现场派去的摄像师和摄影师，多得恐怕可以——如果我们给他们配备上武器的话——阻止那些可恶、残虐的民众判决。[1]

[1]可不可以杀人?这种问法不对。正确的问法应该是:怎样才可以不杀人?哪里会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既符合人的尊严，同时又可以在市井之中有代表作用?

在这儿——“在世界上最自由的监狱里”，正像埃尔库斯基刑事处罚执行部门奉行的宗旨那样:没有虐待。我可以带打字机进来，可以工作，可以在牢房里看电视，可以在三样菜中选择一样，可以写信，可以接待来访者。这里没有门卫，只有心理医生。今天，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带我参观了整个机构。除了大门，庞大的建筑物再不见另外一扇门。牢房空荡，只有冰冷的墙壁。“这是出于执法需要，为加强可怜犯人们的封闭和孤独感。”主任医师向我解释说，“出于同样的原因，墙上没开一扇窗户，所以也无需安装铁栏。我们用灯泡弥补白天的日光，任何人都可以从装在室内的铁罐子里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

我意识到自己，慢慢开始憎恨这个制度。——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