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人将这帮高级俘虏都关押在襄阳城里。
但左良玉这时候闹情绪了。本来,杨嗣昌以左良玉不大听从命令,想以贺人龙接替他当“平贼将军”,给贺将军的招呼也打过了,可左良玉突然打了个玛瑙山战役,还获得大胜——这就让杨嗣昌为难了。
于是给贺人龙的承诺延期,时间待定。贺人龙绰号叫作“贺疯子”,自然行事有些极端,竟索性跑去把这事儿告诉了左良玉。
左良玉正在生闷气呢,张献忠的说客来了:有我张献忠在,朝廷才会器重你左将军,你今天消灭我,明天你自己就该倒霉了。左良玉想想也对,“心动,纵之去”。从此,杨嗣昌更招呼不动左良玉。
张献忠等愈发猖獗,居然敢做歪诗讽刺杨阁部:“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蜀碧》上说得更有意思,“嗣昌在重庆,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斩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厨湢,遍题有‘斩阁部头来者赏银三钱’。”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脑袋开价——连倭寇的脑袋都值三十两银子呢!
杨阁部对此非常生气。
咱们回过头来说说玛瑙山之战的那帮高级俘虏。
襄阳知府王承曾年富力强,对工作很有责任心,但年轻人太不注意影响,每天晚上都跑到狱中找张献忠的老婆敖氏,小妾高氏单独谈话,据说是审问“贼中情形”——这两个女人显然知道张献忠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秘密。这一点,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吗?
通过直接摸索第一手资料,王知府掌握了不少“贼中情形”。
但瓜田李下,难免有所嫌疑,《明史》记载说他“与献忠二妻笑语”——看这意思恐怕不是想说知府大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犯人具有亲和力。所以《明季北略》干脆说他“渔色”。
同样做了俘虏的高参潘独鳌先生,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交际能力。他作为谋逆重犯,在狱中居然可以不戴镣铐,随便走动,可以和一干俘虏人犯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还可以和外面的人随便通信联络。据说只是请朋友送些银子来打点——看起来似乎也不违法。
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也看不惯了,发公文提醒王承曾加强戒备,王大人一笑置之:他张献忠难道能飞过来?
崇祯十四年的二月四日夜,有二十八名骑兵自称是杨嗣昌派来的差官,手里拿的军符也合得上,守城的官兵就放他们进城了。这二十八个人进城后,四处活动,到了半夜时分,突然城中各处失火,喊杀声四起。
住在牢里的潘独鳌和几百个俘虏也拿着家伙冲到街上,攻击要害部门。喜欢夜审女犯的知府王承曾大人到底年轻,身手敏捷,率众夺门逃走,据说逃回了老家河南夏邑。
朝廷此后曾命逮治他,但天下大乱,再没能找到这个人。他捅了马蜂窝,而自己还能全身而退,这在如此乱世是很难能可贵的本事。
天明时分,张献忠率军赶到襄阳城,顺利拿下城池,俘虏了襄王朱翊铭。张献忠坐在襄王宫里,还请襄王喝酒,客客气气地说了一通祝酒词:“我欲断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裨嗣昌以陷藩服法。王努力饮此酒。”我想要杨嗣昌的脑袋,但他隔得远,不好拿。只好借用一下您的脑袋,让崇祯用“陷藩”的罪名杀他了。
努不努力,襄王这时候也喝不下什么酒了——还有找人借脑袋的?他随即被杀,尸体也被大火烧掉。
襄阳是杨嗣昌的后勤补给基地,左良玉军的辎重——确切地说是这么多年来从张献忠手里缴获的财物——也存放在襄阳城里,这回张献忠连本带利地收了回去。
这时距李自成攻克洛阳,杀死福王,相距不到半个月。杨嗣昌本已积劳成疾,听说这些消息后,更觉不堪,于三月初在沙市自杀。
而同样负有责任的左良玉,则因为兵多势大,朝廷怕激变,只是象征性地给予了处罚,从此,方镇大将拥兵自重成为通行的惯例。
张献忠虽然攻下襄阳,但由于玛瑙山的战败,实力依然很弱,在八月中,他又在信阳被明军击败,自己大腿中箭,还遭到丁启睿与左良玉的猛追,最后被迫带着几十个骑兵逃去依附李自成。
史料记载说,他们这次聚会又闹了别扭,李自成甚至想杀掉张献忠。幸亏一向以“贼不杀贼”为口头禅的罗汝才从中劝阻,双方才化解了矛盾。
李自成资助了张献忠五百骑兵,让他重回湖广,牵制明军。此后李自成又两次攻打开封,明朝尽全力解开封之围,张献忠身上的压力骤减,他积极收聚被打散的旧部,又迅速发展起来。
崇祯十六年春,张献忠轻易攻陷汉阳、武昌。
楚王朱华奎被俘,张献忠审视楚王府中钱财堆积如山,积银有百余万两,也不禁长叹道:“有财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把他装在笼子里,沉入长江中。
史书记载,献军一开始,伪称宗室不杀,于是楚府宗室纷纷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明去自首,连老百姓也有去冒认的,但这些人随即都被喀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