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前想她强装笑吆——
背后哭鼻子谁知道吆——”
秋实的夯歌委婉缠绵,众人的应和声更加铿锵有力。
我听着动人的夯歌,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吴老师,吴老师变得蔫头耷拉脑袋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从人群中开始向外走,走路时的脚步很是沉重。
秋实更加带劲儿地唱着:
“大雁飞走树叶黄吆——
哭了一场又一场吆——
男在东来女在西吆——
好比活树生剥皮吆——
河里水深起波浪吆——
她的好心永不忘吆——
麻绳草绳能沤烂吆——
两人的恩情割不断吆——……”
我是十九岁以后离开故乡的,进入成年人的行列,乡亲们盖房时,我也帮着砸过夯,村里谁唱夯歌我几乎都听过,去姥姥家串亲亲,我也看过砸夯的,唱夯歌的有的也是现编现唱,只是唱的有些驴唇不对马嘴,有的是唱完上句就接不上下句了,有的唱得是毛主席语录,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什么学大寨、赶昔阳,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觉得都不如秋实唱的朗朗上口,娓娓动听。
秋实继续唱着夯歌。
建社凑到我跟前说:“小宝,等砸夯的散了,你等等我,我想去你家摸宿。”
“行。”我答应的非常痛快。
摸宿这一词语,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在我现在的故乡早已听不到了。那个时候,一家三代或者是四代,八九口的属于平常人家,住着三间房子的很是普遍。四五十年代的青年人结婚都早,结婚就生孩子,到了六七十年代,儿女们就都大了,一个炕上睡觉相当不方便,可又没有多余出来的房子,这就出现了摸宿一词。摸宿就是去别人家睡觉,大姑娘要去寡妇家或者没有小子的人家去摸宿,小伙子常去光棍或者是男孩子单独睡的炕上摸宿……吴春花老师也属于经常摸宿的一个。她家一共三间房子,太爷和爷爷奶奶都还健在,父母也就是四十大几岁,哥哥是她定亲后才结婚的,单独占了一间屋子,外屋做饭,乱七八糟的也不能住人,她的父母和妹妹,就跟太爷和爷爷奶奶挤在一条炕上,比她小两岁的两个弟弟也到外面去摸宿。春香的父亲在县城工作,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吴老师常去春香家摸宿,春香父亲一回来,吴老师就搬着被子回家去挤一宿。
秋实唱了一晚上夯歌,每句都不重复,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耳目一新,难以忘怀。
地基砸完了,砸夯的和看热闹的都开始散去了。
明亮的灯光下,建社父母开始收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帮着建社拾掇着喝水的碗,拾掇完了好一块去睡觉。
“小宝真有眼力见识。”建社的母亲对我称赞道。
建社爹看我把碗都规整到了一起,对我说:“天不早了,回家去睡觉吧!”
建社对他父亲说:“我搬着被子去小宝家摸宿,不跟二爷通腿睡了。”
房子扒了以后,建社睡在他二爷家。上学时他跟我说过不只两次,说跟二爷睡在一个被窝里,二爷的脚丫子臭不可闻,熏得他夜里总是做噩梦。
“快去你二爷家睡,”当爹的命令儿子道:“你把被子搬走了,我们盖什么?”
我看建社爹的腔调不好,没敢给建社求情。
建社的嘴噘得几乎能拴着一头驴了。
建社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宝,你自己回家吧,不让建社去了,你要是胆小儿,我就送你。”
“不用了。”我有些沮丧地朝家走。
村庄喧闹了一天,开始安静下来,街两边的人家大都黑了灯,建社家的灯也灭了。
早不憋得慌晚不憋得慌,偏偏走到吴老师家胡同口时想拉屎了。胡同口旁边有一厕所,是吴老师邻居家修建的,属于公共的厕所,攒了粪就归修建厕所的人家所有,掏出的粪队里给记工分。黑灯瞎火的,我怕去厕所里踩一脚屎,就蹲在厕所旁边的黑影里。大街上假如有人经过,不仔细看也分辨不出是谁蹲着那里拉屎的。
那时候的农村,刚刚开春吃不上蔬菜,油水也少,更吃不上鸡鸭鱼肉了,整天吃杂交高粱饼子,吃咸菜大酱,个别的人家吃饭时蘸盐水,拉屎就特别的费劲。
大街上影影绰绰的,先是听到由远而近的一阵脚步声,后看到一个人影,当那人走到跟前,我才看清那是藏秋实。我早已停止了使劲,想等他走过去才接着拉,让人发现半大小子在厕所外面拉屎毕竟不雅观。然而,他没有走过去,而是进了厕所,看来是他想撒尿或者想拉屎的,可我没听到里面发出哗哗的撒尿声或吭哧吭哧的拉屎声。正当我纳闷时,听到胡同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等那人到了近前,看到垂在胸前的那条长辫子,才知道是吴春花老师。她这时从家里出来,大概是到春香家睡觉吧。实际上我判断错了,秋实从厕所里出来,咳嗽了一声,吴老师也没跟秋实说话,就上去拉着他的手,一副亲热的样子,匆匆忙忙地朝着村外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吭哧吭哧”地拉完屎,提着裤子东里西里地找砖头,找瓦片,找根秫秸劈成两掰儿也行,可找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农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根本没有手纸,擦屁股都是随时随地来解决。厕所四周看来让白天拉屎的人把砖头瓦片都找干净了。屁股必须擦,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从猪圈边上扒下一块砖,在屁股上蹭了蹭,然后才提起裤子的。
我回到家躺在被窝里,望着洒在窗户上的月光想,深更半夜的,秋实和吴老师不好好睡觉,走到村子外面去,现在正干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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