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4部分（第1页）

节俭，是妻子一直保持不变的习惯，也成了她性格的组成部分。她的这种作风，不仅给儿子有榜样的作用，就是对我也同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用电，不论是安装上分户电表，还是按灯头数量收费，天色不黑到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谁也不准许开灯；事情办完，人走开一小会儿，也得把灯关掉。比如使水，不管公家花水费还是自家花水费，洗筷子洗碗，都得把水打到盆子里，用盆子里的水一遍一遍地清洗，决不允许把水龙头一拧开，哗哗地放着水，拿着碗筷一件件冲涮。吃剩下的菜与饭，从来不肯轻易倒掉，即使已经有点馊味儿，也要放些碱面，重新煮一煮、热一热，全部要吃进肚子里去。衣服更是坏了补，补了穿，一条棉裤的里子起码得由十块各种颜色的旧布片拼凑而成。身边的鞋子只有两双：一双棉鞋，一双夹鞋；破到再不能穿的程度，才肯买新的……

在《河北日报》所在地保定居住的时候，我曾经催她多次，并亲自陪她到商场里转悠了好几趟，她才买了一双廉价的黑皮鞋，扯了一块最普通的花洋布，亲自缝制一件旗袍穿在身上。我为了显着气派一点儿，拍照的时候，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给她戴在腕子上，把她别扭得胳膊都不知道怎么放。调到北京以后，住进了大楼，楼上还有外国人，妻子仍然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不论吃的用的，特别是穿的戴的，依旧十分土气。

为这个，我很不满地对她说，你应该讲究点儿打扮啦！

妻子很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身上不光着不露着就行了，整天做活计，穿不出好来。常言说，“笑破不笑补”，破了不补才说明女人手懒。

我郑重地对她说，你如今是首都北京的人！你是中央一级报纸新闻记者和青年作家的妻子！别再土里土气的一副寒酸相，让人家瞧不起！

妻子不再吭声。可是以后她的穿着打扮依旧没有一点点变化。

这一回出版了书，得了这么一大笔稿费，我就盘算着，等到星期天去王府井百货大楼逛逛，让妻子好好地装备一下。

星期天，临出门的时候，我嘱咐妻子多带上点钱，告诉她，到那儿先给她做一身体面的衣服穿。

妻子听了我的话，低头想了想，好似下了狠心般地说，行，反正该换季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坐公共汽车到王府井大街，一直登上百货大楼卖呢绒毛料的三楼。

妻子那天格外兴奋，一上楼就围着柜台转，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看，什么都想瞧上一眼。到了立着的一卷卷一捆捆五光十色的毛料子跟前，她的眼睛更不够用似的，睁得大大的，细细观看。

我陪在旁边鼓励她，自己挑吧，你喜欢什么样的，咱们就买什么样的。

她向前跨近一步，指点着说，就这两种。那边那种做上衣，这边的这种做一条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我顺着她的手指一看，见那料子一种是蓝色的毛哔叽，一种是古铜色的华达呢。我觉得这两种颜色都老气了点儿，她应该做一身鲜亮的衣服穿。我搬着料子捆对她说，这种绿色的做上衣，那边那种花呢的做下衣，不好吗？

她一听，连忙摆手摇脑袋，太艳了，太艳了，做这么一身衣服，我上哪儿穿去？要是穿着回老家住几天，不让人家见了笑掉牙呀！

量尺寸的售货员把妻子选中的料子搬到案子上，计算了价钱之后告诉我，请您先交款，一共七十二块五。没容我开口，站在旁边的妻子惊叫了一声，七十多！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2）

我看她一眼，见她像被什么可怕的事情吓住似的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怕售货员弄明妻子的怪样的原因，使我丢面子，就立即岔开问什么时候可以取衣服呢？

没等售货员回答，一转身，不见了妻子。

妻子不辞而别。我很不好意思地对售货员说，对不起，钱包由我爱人带着，她可能去买别的东西了……

原来妻子站立在大门口，背靠着门框，两手紧紧地抱着那个装着钱的布兜子，气呼呼地对我说，一身衣裳七八十块，要是买布得做多少件，够穿多少年？

我说，现在不是有钱了嘛！

她说，有钱就乱花，没钱的时候咋办？穿一身高级衣裳就高了？不穿就矮了？唉，再说你那些钱来得不容易，那是拼命挣来的，我可不敢随便糟践它！

妻子的脾气倔强，她认定不能做的事儿，谁也不能强迫她去做，再争论下去，我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好多人都听到我们这边吵吵，已经好奇地朝我们张望了，要是围上一群人来看热闹，那该有多丢人！没办法，我只得无精打采地跟着妻子离开了王府井。

有一次，北京一家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负责人打来电话，约我给应届毕业生做一场创作经验的报告。学校执意让我去一趟，还专门派学生会的一名女学生到编辑部来找我当面商量。

这位姓薛的女大学生模样端庄秀美，性格热情大方，看上去很有点泼辣，类似在电影故事片里见过的那种女兵。

第二天，我去看过一位朋友，该下车的时候，一个人不管不顾地从车下往上挤，差一点儿把我撞倒。

那人看我一眼，惊喜地叫出声：你回来了！

听到这声音，我仔细打量一下，原来挤车撞我的人是昨天到编辑部跟我“谈判”的那位女大学生小薛同学。

女大学生说着话，也就跟随我下了车。站定之后，她告诉我，刚才到我家去了，把大家的要求归纳成几条送来。我家的保姆说我很晚才能回来，就没等……

我奇怪地对她说，我家没有保姆呀！走错了门儿吧？

小薛说，没错，没错。把材料留给她了，她说你回来就交给你。

我仍然有点疑惑地叮问她，是三楼四号吗？那保姆有多大年纪？

她说，是三楼四号。那保姆三十多岁，胖乎乎的，中等个儿，一身农村打扮，一口京东土语，正在洗着一盆子脏衣服……

我听她说到这儿，释然地笑了，告诉她，那不是保姆，是我爱人……

她听了我的话，很显然地大吃一惊。接着，她开怀大笑起来，笑完之后，用手绢擦擦眼角，抱歉似的自我解嘲，不知者不怪罪，让我不要介意。

那次报告会结束，小薛又郑重地对我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说有几位爱好写作、也学着写作的同学，对我发出再会一面的邀请，希望我不要推辞。

于是那个星期日，我准时来到北海公园。进了南门朝里走，离着那座桥很远，我就瞧见了她，那位热情的小薛同学。

她一改以前那身朴素的衣着，一件在当时来说很华丽、很招眼的花条条连衣裙，代替了原来那身咔叽布的蓝色制服；腕子上那只男式的不锈钢松紧带儿的手表，变成了金闪闪的小坤表，表链上边还垂挂着镶嵌绿宝石的小玩艺儿。她的头发也精心地整理过，不搽油不会那般光亮；脸上如果没涂胭脂的话，起码也抹了浅浅的一层扑粉。她手里提着的再不是军队用的那种帆布兜子，而是一只漂亮的手提小皮包；另一只手撑着一把红色小旱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