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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首都。但是，我依然时时怀念着黄澄澄的土地、黄澄澄的房屋、黄澄澄的田间小路，以及被风吹卷起的黄澄澄的烟尘！楼房里的沙发床再绵软，在我睡下的时候，总认为不如热炕头儿安稳；冷食店的大雪糕再凉爽再甘甜，我吃着的时候，总觉得不如在干渴时喝一瓢子“井拔凉水”解渴，从嗓子眼儿往下走得畅快……

总之，幼时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农村，渐渐养成终生不移的深爱，都是从喜欢黄澄澄的泥土开始的。

我和父亲下地去。父亲把犁和牛停在地头上，他从粗线口袋里往柳条斗子里倒一些麦粒儿，将柳条斗子挎在左边的胳膊肘上，用右手一把一把地抓出麦粒儿，往大黄牛刚刚耠开的土沟里播种。他偏斜着身子，甩动着手臂，踩鼓点扭秧歌一般迈着步子。麦粒儿被扬撒出去，宛如舞动着一条金黄色的绸带子，飘呀飘的……

这潇洒优美的劳动姿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忽然间意识到，父亲特别英俊，特别威武，特别神奇！比之画着打仗的小人书中的英雄和画着天府神仙的年画，不知要美妙多少倍！可惜，光靠文字是难以表述的。在我成年之后，常因什么事物诱引，而十分真切地回忆起此情此景，不免有些惋惜地想，少年时期曾萌起学画的那个愿望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此时的我，一定能够凭着保留在脑海里的印象，把父亲撒种时的情景和神态，生动逼真地描绘出来。我敢肯定，那定是一幅能跟画家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媲美的好画。因为它是人类真正的美——人与大自然结合、融化的美。劳动创造的美，是我那纯真的童心中最为切实的印象和反映！可惜我不是画家，那大自然的情景、人的姿态构成的画面和韵味儿，只能永生地保留在我的脑海里，到最后将随我的消失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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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5）

母亲和大妈这妯娌俩的关系很不融洽。她俩虽然没有大吵大闹过，但明显地互不相让、彼此蔑视，在一块儿抬杠、顶嘴儿是常有的事儿。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这俩娘儿们幸亏分家单过，要是一锅抡马勺，一天得打八场，房顶得吵塌！

大妈在母亲面前是“长嫂”，是使上了四房媳妇的婆婆，是梁家门里的有功之臣。而母亲不仅是“小婶”，而且是晚到的“填房”，尤其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活，只占住姐姐和我这两个挨着肩的“小不点儿”，而我这个儿子，还命硬，说不定哪一天被王母娘娘一抻“绳索”就得给拉回九重天上去。这些当然让母亲比大妈矮一头！还有一笔老账：大妈的娘家是富有的，嫁进我们梁家门的那时辰，明媒正娶，坐着花轿。花轿前边有吹吹打打的鼓乐队伍，有八抬嫁妆的行列。那上等瓷的花瓶、坛罐和亮堂堂的帽镜，以及成对儿的油漆箱子，尽管已经褪色、裂口和陈旧了，但至今还摆设在屋子里。这一切，对当时乡村小门小户的女人来说，该有多显眼、多神气、多能在人面前挺腰杆儿。母亲的情形则全然不同，她没有坐花轿，没有吹打乐队，是大伯赶着车，把母亲从她落脚的人家接到我们单家庄的。不要说可以炫耀的嫁妆，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父亲死去的前妻所遗留下的旧东西。更重要的欠缺还有，母亲不仅是个名副其实的“填房”，而且，不管怎么说，北山边（可惜母亲从来没对我说过那个村名）与之订了亲的那个男人，虽是傻子，也是男人，所以母亲就得算“二婚”。这样的身份，应当是价钱极贱的，应当是自卑自薄的。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在“长嫂”面前，应当是低三下四的。而母亲偏偏不这样，她争强好胜，不甘下风，更不认为自己卑贱，甚至在父亲面前都想拿拿尖儿，实际上已经拿了尖儿。在平时，父亲不正是处处事事都委曲求全地由着母亲的想法做吗？大妈本来是喜欢自己的小叔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的。她常常当着我们的面夸父亲怎么聪明，怎么能干，怎么热心肠，怎么有人缘儿。甚至说，父亲在三里五村都是找不到对儿的漂亮男子，说她的小儿子、我的四哥，长得就像父亲。说父亲独承一份儿家产，不算是富户，也算个肥溜溜的庄稼主儿。因此，父亲死了前妻以后，要想续个黄花少女，也并不难。而且大妈就曾亲自给我父亲挑选过几个，都没有中我父亲的意。对这点儿，大妈一直引为憾事。大妈说，我父亲就是为了追时兴，才看上了我母亲那双赛过小船的大脚。同时让我母亲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给绕得迷糊了，才成了亲。幸而不管怎么说，父亲和母亲在那段日子里非常和谐。但谁也不知道有更多的不幸在等待着我们。

5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更不知是什么样的响动，把我从酣睡中惊醒，我感到自己不是躺在被窝里，而是坐在母亲的腿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被紧紧地搂着，特别不自在。

耳边厢陌生又很凶很怪的吼叫，把我的睡意赶跑了。“敢动，全弄死你们！”我用力睁开眼，只见屋子里黑糊糊的，点着小油灯。在昏暗的灯光里，我看到我们面前站立着一个个子很高的人。

这个人真好笑，头顶和脸上套着一个黑布袋子。布袋子上挖开三个窟窿，露出两只眼睛和嘴巴。眼珠儿映着灯光，好似两个转动着的玻璃球儿，特别的逗人！

我没有笑出声来，因为立刻又发现，那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把雪亮的杀猪刀子，刀尖直冲着母亲和我的身子。

他吼叫一声“不许动”，还把刀尖儿用力地摇动了几下。

我被吓得飞了魂儿，“哇”的一声哭了。

那人显然是装着侉声说话：小崽子，住嘴！

我在赵各庄煤矿的时候，可以说一天到晚不断地跟操着这种腔调的人打交道。真正的“侉子”根本就不是这个味儿，只有小孩子间逗着玩儿，学对方的腔调说话，才是这样怪声怪调儿的。

母亲把我连眼带脸地一齐摁在她那怦怦乱跳的胸膛上，同时强装镇静地低声哄我：好孩子，妈在这儿，别怕，别怕。同时，用哀求的声音说：放了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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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6）

头套黑布袋的人伸出手里攥着的刀子，在我们眼前摇晃几下，一字一字地宣布说：准备好二百块大洋，明儿个三星正中半夜里，送到芮家坟东北的废砖瓦窑去。咱们公道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听见没有？

母亲大声质问：你让我到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呀？

头套黑布袋的人不耐烦地回答：要钱，还是要人，你瞧着办。告诉你，要是过了定准的时间舍不得掏钱的话，就拉上棺材到那儿去收尸吧！

母亲一面眼睛睁得大大的听着，一面把牙齿咬得“吱吱”作响，没有再吭声。

第二天晚上，凑到我们家的不只是大伯和二哥，还有几位来往的亲戚和乡邻。他们没有力量资助金钱，也不敢挺身冒险，代母亲去赎父亲，倒是能够同情，肯给我们一点十分适度的关心和照顾。这在当时，对我母亲来说，也是极为可贵的了。因此，她表现出很高兴很大方的样子，特意打发二哥从小铺买来几包纸烟请大伙儿抽，沏茶水给大伙儿喝。交谈的时候，大伙儿故意不提正题，而是东拉西扯地磨蹭时间，好像闲着没事儿很平静、很轻松的样儿。直到母亲到门外看看天上的星斗，转回来说“该动身了”，屋子里的气氛才骤然间紧张起来。每个人都停止住声音，停止住动作，两眼发直地盯着母亲。

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母亲动身后，我便睡着了。睁开眼，一眼就看到了父亲。

父亲，一天一夜之间好像消瘦了许多的父亲，紧贴着炕沿站立，朝我伸着手，轻声问，醒了？想我没有？

我一下子扑到他怀里。

很快要过年了，我和姐姐天天盼着。可是，唉，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家过了一个最冷清、最没意思的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