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工人,只在他口袋内搜出一些从地上扫起来的军米,按照一般情况也只是责骂一
顿或抽几个耳光,让他把拾到的军米归还便可了事。稽查员把他押上汽车带回稽查
处,便以彻底追查历来军米失窃的原因为名,叫几个专门行刑的稽查员对他进行刑
讯,我在旁边观察。稽查员先把他两手反背,将两个大拇指吊起来,使身体离地,
全身重量都悬在两个指头上。经过四个多小时,这人晕了过去,才用冷水将他浇醒。
这之后,侦缉人员继续使用了老虎凳、踩杠子等七八种酷刑,都…一作成记录。这
主要是作〃实验〃,不是在追查什么,所以任他乱叫乱供也还是一套又一套的施用
各种酷刑。后来看到他已着实经受不住了,才从他胡乱供出的一些情况中抓了三个
人,并继续用这三个人作了三天的实验,才结束这场暴行。
我当重庆侦缉大队长时,侦缉人员经常把许多小偷当作酷刑的实验品。军统特
务班的学生也拿这些人当作〃活教材〃,练习使用酷刑的方法和观察效果,以便将
来用到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身上。这些被用来作为实验的盗窃犯或嫌疑犯,
在饱受各种灭绝人性的刑法以后,即使残废,也只好自认倒霉;如果想去告发也无
门路,反正是官官相护。偶尔有个别不怕事的敢于那么做,便会5;来杀身之祸,侦
缉人员可用各种借口把他再度逮捕进行更毒辣的酷刑。
抗战前我在上海认识一个在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当华探的朗祖荫,这人凶暴异常,
动辄把人打伤。他一惯依仗外国人的势力在租界横行霸道,有次一脚把一个人力车
夫踢个半死。这个人力车夫回到家去不久就真的死去了,他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妻子,
一定要为他报仇。他妻子在他死后便去公共租界特区法院叫冤,法院还没有接受她
的诉状,就被朗祖荫带着几个流氓痛打了一顿。这个坚强不屈的女人,第二天还是
去告,又被阻止。当晚,朗就带人把她投入黄浦江中,本打算把她淹死,结果被渔
船救起。她第三次还是去告,这才引起法院的注意,传她去问明情况,并传朗到庭
质问。法院传了三次,朗都抗传不到。社会上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士支援她,结果法
院只好呈报司法部转外交部与公共租界交涉。当时反动政府外交部哪会为这种小事
去麻烦洋人,最后还是拖了下去,没有下文。
抗战期间,玩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与湘西土匪勾结,土匪头子送他一
副用人皮制的马鞍。据说这副人皮是黄的一个仇人的,黄勾结土匪杀了他。土匪为
了讨好黄,便将这人的皮剥下做成马鞍。如果不是黄拿出这东西给我看过,我也不
会相信有这等残酷的事。
至于一些侦缉人员任意强占人家妻女财产诬良为盗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如重庆
稽查处侦察大队的吴XX,看中一个司机的妻子,便把这个司机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
陷害而达到了强占其妻的目的。稽查处社会侦察组组员车重光害死重庆冉家巷一个
小型饼干厂的老板后,把他妻子财产一起霸占了。侦察大队队员李虎臣害死一个澡
堂老板,把这个澡堂据为己有。像这一类的事实在太多,我就不再列举。总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