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了一些,对一些糊里糊涂被抓去的人则当庭开释。有些工人、学生只唱过进步
歌曲或跳过秧歌舞便被指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在会审中也都陆续释放。对一些平日
思想言行比较进步,以及或多或少有一些所谓证据的人,则暂时仍旧羁押。
当我每天把会审情况向台湾报告时,毛人凤仍以为多少总可以杀几个,一再叫
我坚持这一原则,不管多少,只要有几个人头落地,便算达到了目的。他叫我在数
量上不要再争,但要做到决定杀一个便立即杀一个,不必等处理完毕时一起杀。但
卢仍不同意,要等最后会审完毕再决定。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十一月二十日左右,
会审工作还在进行,卢突然命令全部开释,三百多人一下都放了出来。
毛人凤接到我的报告,立刻派看守过杨虎城将军并参加杀杨的特务队长张鹄为
保密局云南看守所长,要我马上准备房屋,调几名特务,限三天内协助张鸽把这个
看守所成立起来。毛人民指定要把被卢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民革方面几名
负责人和进步参议员杨青田、陈复光、朱健飞、李群杰等几十人,再度逮捕起来送
交张鸽看守,听候命令处理。我当时对这一命令的确不愿意去认真执行,因为怕和
卢汉发生正面冲突,而成为这一冲突中的牺牲者。
我再三考虑,认为卢汉既奉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公开释放这批人,蒋介石当天便
已知道,却没有半点表示,而毛人凤暗中却又叫我去逮捕一些回来,卢知道后必然
会追究,甚至会向蒋介石提出要挟,要求惩办我。在那种情况下,蒋必迁就卢,同
时为了表示对卢的支持,牺牲个把特务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当张鹌拿着毛人风的
电报和亲笔信催促我的时候,我总借口房子找不到来拖延。直到云南和平解放,保
密局云南看守所名义上虽已成立,人员也已派定,但所址却没有找妥,张鹤和几个
看守人员一直住在保防处内,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十月底,保密局命令云南站拟具切实可行的〃应变计划〃,并决定扩充云南站
组织。另外,国防部命令成立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由我兼司令,原来的云南站
人员均编人游击司令部,滇越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鹄兼副司令。苏子鹤一再催我把这
一名义公开出来,我认为会影响社会秩序,推说云南不会被解放,不到必要时不能
用这个名义。因为保防处处长不能统一指挥保密局在云南的公开单位,按照过去军
统的习惯,只有秘密单位,即各省的省站才有权统一领导各省的军统附属单位所掌
握运用的公开单位。我当时如果不是云南站长兼保防处长,也不能领导其他在云南
的公开特务组织,而且不能以保防处长名义对这些公开单位行文,所以一贯是用云
南站的化名和站长化名指挥领导所有在云南的公开特务组织。
当时云南站的化名为常念农,站长化名为吴崇雨。这两个化名是我从一九四八
年五月任云南站长以后才改用的。至于云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是用我本名出
面还是仍用吴崇雨的名义,当时尚未正式决定,因此每次召集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
开会,一直还是用吴崇雨名义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