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
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
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
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
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
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
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
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
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
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
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
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
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
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
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
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
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
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
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
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
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
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
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
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
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
人陈X(以后听说为陈康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
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