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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里面装的是两百元的现钞。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

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

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第二天，

我再打开抽屉，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戴笠。他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说：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他很高兴地称赞我。从那次以

后，便再没有人在我办公桌内放东西。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

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罪恶活动种种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

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而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

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

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有些当时

即不知道姓名，只晓得是共产党，谁也不曾去查问究竟是真名假名，杀掉便算了。

至今想对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表扬一下他们最崇高的品质与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

连一个姓名都已弄不清楚了。

解放后，不少人谈到军统屠杀革命人士后用药水消灭尸体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

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作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

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

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

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

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

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

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

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漏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

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做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

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

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

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

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

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

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

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某某是否被捕

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