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7部分（第1页）

这种理智的抽象之表现为罗马帝国的世界史原则。

但在更高政治领域中出现的长子世袭权连同不可让与的宗族财产，却不是一种任性，而是从国家理念中产生出来的必然结果。

补充（遗嘱）在罗马早期，父亲可以剥夺其子女的继承权，如同他可以把他们杀死一样。后来，他再不许这样做了。人们总想把不合乎伦理的东西同它的伦理化之间的这种不彻底性建成一种体系。坚持这种不彻底性就是德国继承法所以是烦难和错误的原因。立遗嘱当然是容许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应该是，这种任性的权利必须随着家庭成员的分散和疏远而产生或扩大；其次，用遗嘱造成的所谓友谊家庭，只有在缺乏婚姻所组成的较亲近的家庭和缺乏子女时，才能成立。遗嘱一般是跟那些令人生厌和惹人不快的事联系着的，因为在遗嘱中我总是宣布哪些人是我所宠爱的。然而宠爱是任性的，它可用这种或那种不光彩的手法获得，也可能同这种或那种愚蠢的理由相联结，此外，被指定为继承人的人可能因此被要求去做最卑鄙龌龊的事。在英国，异想天开的事屡见不鲜，而与遗嘱相关的愚蠢想法更是层出不穷。

从家庭向市民社会的过渡家庭自然而然地和本质地通过人格的原则分成多数家庭，这些家庭一般都以独立的具体的人自居，因而相互见外地对待着。换句话说，由于家庭还是在它的概念中的伦理理念，所以结合在家庭的统一中的各个环节必须从概念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实在性。这就是差别的阶段。首先抽象地说，这种情况提供特殊性的规定，诚然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有关，不过普遍性是基础，尽管还只是内部的基础；因此，普遍性只是在作为它的形式的特殊性中假象地映现出来。所以，这种反思关系首先显示为伦理的丧失，换句话说，由于伦理作为本质必然假象地映现出来，所以这一反思关系就构成了伦理性的东西的现象界，即市民社会。

附释家庭的扩大，作为它向另一个原则的过渡，在实存中，有时是家庭的平静扩大而成为民众，即民族，所以民族是出于共同的自然渊源的，有时分散的家庭团体通过霸道者的暴力或出于自愿而集合在一起，自愿结合是由于相互需要和相互满足这些需要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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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论婚姻、家庭与子女（9）

补充（作为特殊性的领域的社会）这里，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独立性为出发点，从这一观点看，伦理看来是丧失了，因为对意识说来，最初的东西、神的东西和义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关系，即特殊物对我说来应当成为最初规定者，从而伦理性的规定也就被扬弃了。其实，这不过是我的错误，因为在我信以为坚持着特殊物的时候，联系的必然性和普遍物依旧是最初的和本质的东西。所以我终究还是在假象的阶段上，并且当我的特殊性对我说来还是规定者、即还是目的的时候，我也正因此而为普遍性服务，正是这种普遍性归根结底支配着我。

节选自《法哲学原理》，第175196页，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十讲　家庭的悲剧（1）

［俄］赫尔岑

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1812年生于莫斯科一个富裕的官僚贵族家庭。赫尔岑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影响，立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1833年大学毕业后，曾计划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1834年被捕入狱未实现。1835年，他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战斗。从18421847年，他发表了一系列哲学著作。1847年3月，赫尔岑携家来到法国。10月，他赶到爆发民族独立运动的意大利。当他在罗马听到法国1848年2月革命消息后，又日夜兼程赶回巴黎。他的革命活动招致反动势力进一步迫害。法国政府搜捕他，沙皇政府不让他回国。1849年他来到日内瓦，全家加入瑞士国籍。1852年他侨居伦敦，创办《北极星》、《钟声》等革命刊物，刊物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俄国，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期间，他还写成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是世界文学中的精品之一。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病逝于巴黎。

【编者按：一个所谓的诗人——德国人黑尔韦格无休止地纠缠在作者的家庭和他妻子之间，造成了对他家庭的破坏，作者很诚实地记录下他自己在这过程中的痛苦、嫉妒和情绪的冲动以及对妻子的不公正，但最后爱的力量本身使他们夫妻之间相爱如初，本篇描写的就是夫妻和好的状态。】

……7月7日至8日的夜里1点多钟，我坐在都灵的卡里尼亚诺宫的台阶上，广场上空空荡荡，离我不远有一个乞丐在打瞌睡，一个哨兵慢慢地踱来踱去，一边哼着什么歌剧里的一支曲子，枪不时铿锵作响……夜是炎热的，空气暖和，充满着西洛可风从北非沙漠吹往欧洲南部的一种带沙土或带雨的热风。的气息。

我的心情非常好，这已经很久没有了——我又感到我还年轻，浑身是劲，我有朋友，也有信仰，我充满着爱，就像13年前一样。我的心跳动着，这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已丧失了的感觉。1838年3月的那一天，我裹着大衣，站在波瓦尔大街的路灯柱子旁边等待凯切尔时，我的心跳个不住，今天它还是这么跳跃着。

现在我也在等待一次约会，要会面的也还是那个女人，我等待着，也许还怀着更热烈的爱情，虽然这爱中已掺杂了忧伤的、阴郁的调子，但在这个夜里，我听不到它的声音。我路过日内瓦时袭击过我的悲哀和绝望，经历了疯狂的危机以后，现在变得好一些了。纳塔利娅那些亲切的信充满着哀怨、眼泪、痛苦和爱，使我恢复了健康。她写信说，她要从尼斯到都灵来接我，打算在都灵住几天。她是对的，我们必须再一次互相认识，互相洗净伤口的血迹，拭干眼泪，最后明确地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共同的幸福——为了这一切必须单独在一起，甚至离开孩子们，而且得在另一个地点，不是在那个环境中，因为那里的家具、墙壁都可能不合时宜地勾起我们的回忆，在我们耳边提起已快忘记的话……

驿车应该在一两点钟从滕达山口方向驶来，我在阴森的卡里尼亚诺宫门口便是等它，车子到了离此不远的地方一拐弯便可看到了。

这天上午我才从巴黎经过塞尼山到达这里；我在费德尔旅馆租了一套宽敞高大、陈设相当漂亮的房间，包括起居室和卧室。我喜欢这种节日的华丽外表，它很合适。我预定了简单的晚餐，便出外闲逛，等待天黑了。

马车驶近驿站时，纳塔利娅认出了我。

“你在这里！”她说，从窗口向我点头。我拉开车门，她扑到了我的脖子上，情绪这么兴奋、愉快，流露了对我的爱和感激，我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了她信中的一些话：“我这次回来，像轮船经历了暴风雨、触礁和灾祸以后，回到自己亲切的海港中——船虽然百孔千疮，但得救了。”一个眼神，两三句话便完全够了……一切都明白了，解释清楚了。我拿起她不大的旅行袋，用手杖把它挂在背上，一只手挽了她，我们便沿着冷清的街道愉快地走回旅馆。那儿除了门房，全都睡了。桌上铺好了台布，放着两支没点火的蜡烛，坐在空桌旁边，彼此瞧着，蓦地想起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

第十讲　家庭的悲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