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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并超越了由君王们操控的范围，这样，上帝的权威才最终笼罩一切，也决定一切。我想，这是欧洲由中世纪而进入近代史之际所发生的最大转机之一，它使古希腊的古典民主思想转换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哲学教义而获得社会性的巩固，从而从社会意识形态上去除了君权独尊的可能，并拓展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发现自我的全新世界。如果说它存在着唯一的不好，那就是它使人们相信了上帝。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可能而人类又无知确切知晓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位充满善意与美的上帝，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因为上帝的存在，让人间少了一些很可能十残暴而独裁的君王们。

在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上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发布了人人都应遵守的律法，同时也涉及了人的灵魂、智慧以及社会伦理等等问题，也就是说，阿奎那以上帝之名将人类社会的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交给了上帝而不是皇帝，从人类社会学以及哲学的实用性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几乎与阿奎那同时期，弗兰西斯教团中的罗吉尔。培根也是一位集数学、最早的实验科学和哲学于一体的经院哲学家。在这段欧洲思想启蒙前夜的哲学大探讨当中，培根可以算作为第一位注重实验知识的哲学家，这使经院学说中开始有了科学的种子，也使他得到了近代哲学与科学界的赏识。在他的《大著作》中，培根对人类之于知识的愚昧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四种原因：第一，由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第二，习惯的影响；第三、无识群众的见解；第四，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自己的愚昧无知。培根认为，这四种灾害产生了人间的所有罪恶，而以第四项尤为恶劣。

我在想假使在六百年前的中国也诞生并证明出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并为此而建立起一个比皇帝还要权威的教皇体系，那么，朱元璋是不是也会成为这位上帝抚照之下的一个普通的国王，而中国的文人们，除了给皇帝写奏折之外，兴许会有一大半投身于为上帝的服务，以致于能够摆脱掉君权独尊而唯唯诺诺的尴尬，如果比较起在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的皇帝手下的不自由与掌握在上帝神圣旨意之下的不自由，后者的不自由中至少保留了思想者们寻求与上帝对话的通道，而对话的对象，就是上帝本身。而在中国，人们对话的对象只有皇帝，而且，皇帝极少会与你对话，因为你只是他无数财富中的微渺一件而已，像你这样的人，皇帝手中有无数，所以有你一个不多，无你一个不少，其结论是：你是没有价值的。

这样的逻辑很好推导出另外的一个结论：当一个皇朝建立在一个没有价值的基石上时，这个皇朝是无法存在多久的。这就是中国所有封建历史的终极结局。这样的结局，不断发生又不断持续，以至使中国社会完全麻痹，整个社会机能失去功用。它恢复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末才刚刚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仍然保留着这种相当明显的历史麻痹症。

无为的社会价值观（1）

从十四世纪即明朝开始，中国的社会就很正式地进入了整体停顿时期。依据梁启超的史评，对这种国家和社会之无为的历史则要更早些：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也就是说，自宋朝开疆，中国就“不竞”了。到了明代，这一“竞”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纵然历史学家们还会从种种细密的历史角落中搜寻出一些明朝时期产生的“民本主义”思潮和“工商业”发展的影子，但这些都无济于这个社会在皇权独尊与无所创造的主导方向上的改变。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中国明代永乐年间开始还有一场声势不小的远洋船队，由一位叫郑和的太监所率领，自1405而至1433年，共二十余年时间内，以七次之多远航西洋，最远抵达到了非洲东岸。对于一个大国，这样的远航势必会有些收获，然而郑和除了带回来一些仅仅让皇帝赏玩的奇珍重宝之外，这些耗资巨量的远航并没有为这个东方之国带来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启迪。仅仅在郑和死后半个多世纪后，哥伦布便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达。伽马则在1498年发现了印度，之后整个欧洲便展开了它的第一次全球扩张。

直到今天，中国历史学家们都习惯于对郑和下西洋以一种沾沾自喜的方式来表达，更刻意着墨于中国的这位太监是如何比西方人早八十年发现了更大世界。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历史观。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事实是：中国并未因此而发现世界更多！这个古老而又巨大的东主国家，在漫长时间内一直都深陷于一个纯粹自我的单极世界中，这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国民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中，除了皇帝，便不再有其它，而她的国民们，也有着一个除了自家不再有其它的极其自私的思想。因此，到十六世纪初叶，葡萄牙以及西班牙再及荷兰占领澳门和台湾，以及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便渐渐成为了中国历史演义中的一幕全新景象。可以说，最早开启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扮演了一位懵然无知的东方痴人，沉浸在自己的独尊之梦中，由外面的世界渐渐侵袭直至最后惊惶失措地醒来。对于世界观这三个字，从上个世纪初直至今天，一百年时间中，中国人的绝大部分仍然是一头雾水。

对于中国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令人痛惜或是令人愤慨或是令人叹惋的结果，其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近代到现代（现代则要少得多些）的思想家们探讨了许久的。在此我还是更倾向于十三世纪的培根对于人类愚昧而致社会的罪恶的看法。他在1271年著写了一本《哲学研究纲要》，其中就对欧洲中世纪那帮无知而刻板的僧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为此，培根付出了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代价，1292年他终于获得了释放，但出狱之后不久便死去了。罗吉尔。培根在其生前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赞赏，但在欧洲的近代史中却屡获殊荣。他是一位博学家，更是欧洲科学思想的发轫者。我在前一章中谈到了他对于愚昧之于罪恶的四种原因，请注意，这是尚在中国明朝还未建国之际的欧洲所产生的思想。培根谈到了由于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还有习惯的影响以及无识的群众的世俗见解，在第四种原因中，他特别指出了那种“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的愚昧无知”，而且他认为，在由这些愚昧所导致的人间罪恶，由第四种愚昧所产生的后果最为恶劣。

七百年前培根的见解几乎可以拿来作为对东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一用。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超越东方传统思想家们自己所设的边界和情感偏颇，将中国历史的诸种形成根源置于西方思想标准中作一种类似于科学的解剖，从而重新有所发现（譬如我们尚以为无碍的阑尾或是以为有用的童尿以及原对的蜥蟀）。

我们先看看第一条所涉的“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这在中国直至今天，似乎都是一个通例。什么是脆弱？以心理学来测定并结论，就是严重的不自信以及心理抗障能力低下。在中国，这种脆弱是普遍的，而反过来，面对这种脆弱国民心态的那些障碍力又是极其多元的。这种脆弱导致了一种风箱里的老鼠效应，使中国人最善于人人自危而不得其所。在这种群体的脆弱心理中，权威的建立往往是由荒唐而至的，培根在此使用了“不适当”的界定。他深知，在一种脆弱的社会心态中，任何权威的树立更多都将是不适当的。也就是说，在脆弱的集体中，权威最好不要有，需要的恰恰是启发和激励。然而在中国，这种群体的脆弱所致的群体无意识，使无数的伪权威获得了滋长的优良条件。中国诗人杜甫在《石壕吏》中描写过中国的百姓是如何畏惧于一个小小的村官，中国的科举制则在明朝时发展至八股文的最高境界而一统天下的文化，一篇《范进中举》，将中国文化人的愚昧与极其低下的心理承受能力表现无疑。当中国朝廷的政令一出，天下莫不噤若寒蝉，中国的皇帝一怒，莫不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种种这些，都是中国伪道与伪文化周行不止的因由所在。而这些“范例”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植入中国国民与社会之中，皆因为中国集体的脆弱而至。这一脆弱，不仅于民间百姓，于朝廷和皇帝皆是如此。所以，也才有了十九世纪的西太后在英法联军越洋奔袭之下的仓皇出逃，有了大量丧权辱国的条例签定。很多近代与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要观史而怒骂，殊不知，其骂过之后，自己原也是这懦弱与脆弱的其中一个，极少有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士。培根者，莫非东方中国之西方良医也？于未见已知症结，于无之中已得确诊，仅此一条，便令人叹为观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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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的社会价值观（2）

在其所列的“习惯的影响”以及“无识群众的世俗见解”两例中，愚昧之弄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也与第一例中的“脆弱”直接相关。在“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与社会定义下，这种单极的封闭中国是令所有人恐惧的。这种可怕一方面是人生的无价值，而另一方面，这种无价值的人生所输出的集体能量又是极其可怕，以致中国社会性的集体反动。在愚昧之下，单极社会的各个因子都无法独立成立，而必须由整个系统发挥作用，因此，它直接导致了皇帝需要依赖人民而人民也需要依赖皇帝的奇特组合，这种组合经过千年的运行，已变得十分强大。这是一个癌细胞的生长模型，在这个细胞内，所有的癌细胞都彼此依赖，而对于外界的健康肌体，这些细胞都有着惊人一致的吞噬破坏效用。自中国明朝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育和生长，已不再是朝向健康和发展的方向了，而是转向了癌细胞的模型，并且更加紧凑，更加团结，更加万众一心，决意与世界相隔离。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哀和大不幸。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任何一种革新的思想，都会被作为异端而由这个系统干净消灭掉。

培根在第四例所指出的“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的愚昧无知”，似乎是对中国愚昧历史的最终总结。从第一例至第四例，培根为中国建立了一条很清晰的文化与历史观的愚味逻辑发展轨迹。这最后的一例，乃是中国之于愚昧而至反动的最高旗帜，它鲜明地将“愚昧无知”作为了这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全体价值观，也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存在基础。如果没有外界更强大的力量介入，这个系统的存在将会持续很久（事实上它已经存在得够久了）。直到今天，这种“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的愚昧无知”仍然在21世纪的中国大行其道，因为，21世纪既有可能是属于先进文明的世纪，而同时，它也更可能属于心灵脆弱而无法在一个新的时际到来时发生改变的世纪，而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在这个新世纪到来之前很久，这个单极国家与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发生了癌变。

这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核心的课题。因此，21世纪的中国的核心所在并非GDP，也非其政治的体制改革，而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系统基础转变。这个基础不变或是变化过慢，对于中国在今天的发展将有巨大的迟滞。现在，这种迟滞已经在中国社会各领域表现了出来。至于我，则是这个巨大癌细胞中的一个变异者。如果在稍为靠前的二十年，这些思想就会注定已经被消灭了。这是一个令变异者极其幸运的时间。而人类们，也已经发现了这个巨大的癌体，现在，人们正在从它的外部开始着力，一些新的特效药剂正在注入这个巨大肌体。而文化的变异分子则从中发挥出响应。

在这一章中，我试图对中国社会的落寞作出一些分析。整个中国社会的无为，不非指中国道家思想，而是基于集体的脆弱和群体的无意识所致的无所创造与无所作为。这一点，已经由中国曾经的历史和正在进行并发生中的事实作出了说明。这种无所作为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然而，对于中国的传统观念而言，这种历史责任观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便存在也是可笑的。

在中国明朝，政治的无为与皇帝的无能以及社会价值的无道是相互钩连的系统。明神宗的长期怠政在中国帝王史与社会历史中均是罕见的，也是中国历史对于人类发展所贡献的一大反面教材。而至此之后，明朝的皇帝便一个不如一个，更令宦官阉党结帮而至专权，其中尤以熹宗时不识字的太监魏忠贤营结党羽为盛，令明朝外忧内患不得安宁，到最后崇祯皇帝时，大明已是前景晦暗，国力衰败难以再兴。

因此，一个社会的无为，并非仅仅指其一端，无为所带来的社会不进取，国家不进步，假若真如此，历史倒也可以在它的时间轴上歇息一番了，然而无为的真正结果恰恰远非如此，而是巨大的历史倒退。明朝万历之后，就已经是外忧内患不止了。外有西洋殖民者，有倭寇逞凶顽，还有由女真族崛起的满清，到崇祯皇帝时，继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就已是十分的强大，清兵叩关而战、深入明朝腹地而饱掠，以致明军只能尾随而不敢交兵，可见明朝之国之必衰之象。

明朝的内患，除阉党宦官外，更有一批无为而对搜刮民脂民膏而有为的论腐败官僚，而由之导致的民众反抗和起义也是此起彼伏，最后终于酿成了陕西米脂的李自成和延安的张献忠起义。从1629年开始，这场起义起伏辗转，最后于1644年以大军压境而占领北京明朝都城，该年三月十九日山崇祯皇帝拉着太监王承恩在煤山自吊而死，于是有着276年历史的明朝便一夕倾覆。中国的历史往往沉寂而漫长，在这种历史之中，一百年不会令人有什么感觉，一千年也只不过只是时间的延续，而无法对中国社会起到怎样剧烈的变化。然而，一当历史转变的时刻到来，这种变化又是何其之速！

明朝气息奄奄行将覆亡之际，在一衣带水的东瀛，则是日本进入为期268年德川幕府时代（1600年…1868年）的开端之时。对于这个幅员狭窄的岛国而言，德川时代的诞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继它之后，便进入了现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这个国家和民族，自隋唐开始就与中国形成了一种深远而特殊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关系，从德川时代末期之后，这种关系更使它与其所邻的巨大中国产生出后来缠绕一个半世纪的爱恨情仇。如果让时间回到17世纪，看看中国的明朝衰落，也看看日本德川时代的中兴，或许对于中国整体社会的无为以及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因由将有所参考。

无为的社会价值观（3）

日本德川时代所产生的国家中兴，不仅仅因为其历史中所汲取的中国儒学、佛学以及继中国宋代之后的理学和中华帝国庞大的政治与官僚体制，更得益于这个民族在其自身发展进程中不断重构所带来的社会成熟和民族心理和其文化的成长。德川时代，产生了日本的心学，也形成的日本国家的神道和国学，而武士道也在这一基础上成为了日本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独特精神表现。德川时代使日本拥有了更加鲜明的国家价值与政教合一的完整体系，“天皇”与“国体”构成了日本进入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这个“天皇”与“国体”与中国自秦以来所延绵了近二千年的皇帝和国家有着外表相似而实质则殊为不同的差别，甚至可以说，它们完全是两个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