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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就在中国衰落的同时，远隔太平洋的彼岸，一颗未来大国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被一只叫作五月花号的帆船抛撒到了北美洲的大地上。这是继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后发生在十七世纪初的事件。这片大陆在1776年成立了她的国家，迄至今天，这个国家的历史也不过为230年，然而，她却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发育成长为世界的超级大国，无论如何，这都会让一个稍稍懂得一些历史的中国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而中国对于美国的研究，严谨来说恐怕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而更早一些时候，中国习惯上将这个国家视作为意识形态中的对手，因此，所有的研究都只是针对性的、单极的、封闭的课题，对其生成的文化和精神以及更为广泛的民众思想绝无涉及，所以，在此也就不计算在内了。进一步，真正系统地研究并学习这个国家，恐怕又只是近十年的事情，一个五千年的大国，终于将目光投向一个或许仅仅只有她的年龄的二十分之一的年轻国家，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尽管直到今天中国还有绝大部分人依然对这种学习与研究抱着不屑的态度）。

全球化之盲（2）

其实学习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年青的人来说。在此，我再一次指出，中国大可以变得令自己变得年轻起来，而无任何必要抱住自己的祖宗不放。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不善不学习，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国家所惯有的普遍的思维懒惰，以致于人们无法获得更快的进步和本应有的发展。

在研究美国的国家精神或者说国民文化中，包括传统的欧洲人在内，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迷惑。产生这种迷惑的原因也很简单，就如欧洲人如同中国一样抱有着自己的传统观念。然而持续不断的美国创造力让欧洲人以至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这不得不让人们开始重新来思索并考察这个国家神奇的所在，正如二战之后美国所兴起对日本国家的研究热一样。人们发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并非是简单意义上对于欧洲文化的遵循和继承，而是一种革命性的自我改变，欧洲的传统，在这里成为了改变的一个很好舞台。

这种改变的剧烈性是传统欧洲所无法想像的，当然，也更是传统中国所无法想像的。如果欧洲人认为美国就是欧洲更主要是英国的一个翻版，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移民至北美大陆的欧洲人早就淡忘了欧洲引以为豪的陈旧观念，并对这种淡忘毫不惋惜。这种淡忘之后，一个巨大的创新成为了这种国家的主导精神。因为没有传统，所以一切必须从创新中获得。因而梦想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可以说，没有梦想的人很难成为美国人，而要让美国人失去梦想，则如同要给他们戴上锁链一样会感到身心的痛苦（他们就会起来革命）。

在美国，各种民族混杂在一起，汇聚成为一种新的包容体。这是让所有传统国家与传统文化所无法理解的。对于美国而言，她的诞生仿佛是一个世界的重构，这就需要一切的勇气和想像力。这种从新开始的大规模建构是无法按传统和常规意识来作出任何判断的，因为她的一切都意味着将是新的。由于疆域阔大，美国人形成了北方人、南方人、东部人等等地域差异，地域色彩浓郁，南方美国人喜爱高山峡谷和丛林，中部的美国人则依恋他们的大草原，但是，如果认为地域性决定了美国的整体国民性，那又会发生错误。在美国，各个地域环境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和流动的，这块土地上所流动的，是他们乐观、开拓和进取的自由风尚，也是独立的精神。这与传统中国和欧洲恰然相反。在中国，各个地域的封闭特性十分强大，而传统欧洲也总以局部为先，这种局部的单极意识代替了整体意识，乃是传统封闭的特征之一。而美国之所以成为国家，乃是以整体意识约束局部的意识，这种整体性的开放意识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思想的交融，反过来，又形成了整体社会价值的高度稳定和协调。在人类五千年以来的国家历史中和民族意识形态中，这样的浩大的整体意识几乎是唯一的，也是从根本上包容的。可以推测到的是，这种包容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造就了一个大国的思想和精神气质。我们姑且不评价美国各届政府的政治作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没有不留下这个国家影响的地方。这一事实，可以表明这种整体文化价值观对于世界所施予的影响力。

而中国，或许可以从这一点上获得启发：作为一个中兴的大国，首先必须在文化上施以全面的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次全面的重构，或者是从新而来。如果让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意识和文化具备无界的全新视野，其巨大的能量自然而出。

一个人要将自己的目光从个人习惯和经验处转而投向别处，其改变的契机是很多的，毕竟，这个大千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力总是要远远比一个人得来的经验大得多也丰富得多。而在一群孩子们的世界里，他们接受世界的模式则要比成年人们简单得多，他们几乎是完全自然的，也是自由的，这种模式中似乎丝毫不受成年人们经验的影响。孩子们的眼睛和心灵都是用来探究并体验一切的，这个世界对于人类的童年孩子们而言是那么的新奇，每一小点都充满着发现，也令他们快乐！孩子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发现者，哪怕这种发现毫无意义。我们的孩子们，就在这种探索与发现中成长起来，如果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多的规矩和传统的话，他们的成长或许还会要更好一切。

或许，孩子的眼光能够给我们人类更多的启发。直到今天，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仍然远远不及自身社会与更大的自然世界所客观存有的智慧和规律那么多，也就是说，人类更应当在今天变得谦逊和更加求知好学。中国，这个数千年以来因为单极系统的封闭缘故而导致的思想固守和目光短浅，正在这个21世纪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这种冲击几乎没有一件是来自于内部的，于是，我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也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它意识着这个古老国家终于开始与更大的客观世界相联系了。然而，这种对世界的发现并非现在才开始，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外面的世界”就已经很深刻地开始影响这个国家了。由于系统的缘故，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中总会有一种自觉的收缩思想，它是那种走一步而要退二步的奇特路径，总言之，在过去许多次发生的世界探看过后，中国总是要习惯性地回到它所固有的传统模式中来反刍。说到底，它还是一个人类悠久农耕时期所遗留下来一具庞然的智慧生物，有着社会性的、集体性和整体性的生态机能，它也无法在其整体未能发生蜕变之时因为局部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不是因为局部的改变，又如何能够导致这具庞然巨物发生根本的改变呢？

全球化之盲（3）

如果设定一个有关“改变”的国家话题，许多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上，并会在“整体”与“局部”两个端点上形成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自中国清未以来的洋务运动时就早已有之）。然而我的看法似乎会与许多人不同。记得有这么一位哲人说过：如果要使一个人将身上厚厚的棉袄脱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阳光更猛烈一些。这则寓言似乎对中国国家的改变更为恰切一些。所以，我的观点恰恰是建议设定一个更大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环境中，我认为可以任由这个国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仍是一个通行于世界的平等并遵重任何一国意志的平等选择权），而同时，这个承载着所有人类的客观世界大可以发展并且变化得更多。在大自然与客观宇宙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情态是经常发生并是时刻发生的，这就好比一种恐龙在地球上的生涯，它作为物种而存留下来的，最后只有两种路径：因为环境的剧烈变化而被灭绝，或者是随着环境变化而进化成为新的物种。我认为海洋中的某些硕大的胎生生物，很有可能就是恐龙进化（或被迫进化）的结果。

这一设想的结论就是：21世纪的中国变迁，在于客观世界的变化速度，这种速度越快，对于中国自身适应外界机能的改变就越强大。在这一客观演进的大规律之下，可以将中国的各种保守和自闭忽略不计。这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顾及人类大局的两全之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延续二千多年而至今的中国文化传统抑或它的思想，今天的中国人爱怎么谈论就怎么谈论，与这个客观世界的运动并无太多关系。哪一天我们谈传统谈得累了，偶尔再看看世界，就会明白更早些时候祖先对他的后世子民所说“日日维新”的真正意涵。

十九世纪的到来，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单极封闭系统在源自世界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中走向被动与王朝覆亡的没落世纪。对于日本，则是一个国家维新而自强的关键转折，对于大英不列颠和欧洲，则是一个繁荣与富强并影响人类整体进程的百年。而在北美大陆，则是一个由农业经济国家迈向城市与工业大国的开端。美国在这个世纪将目光开始投向世界，并且，来自欧洲的新工业文明以及更多的移民潮和相应而来的种种冲击开始再度震荡这个年轻的国家，而同时，南北内战才刚刚结束，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开始战后重建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刚刚废止，而种族的矛盾并非因此而获得公平解决（这种种族斗争直到20世纪中叶才告真正结束）。在这一个世纪中，美国实在是经历太多，农业的日渐衰落而工业的快速兴起，大片的土地被工厂和铁路所开发，城市高速崛起，整个国家进入到工商事务和金融领域，妇女开始解放，政治上也产生出帝国主义的萌芽，美国国家利益观开始滋长，多样性将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美国再一次冲击得七零八落，而新的中产阶级力量也由此际而获得了全新的凝聚。在十九世纪，美国所经历的是一场历史蜕变中的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期内，几乎所有的传统判断都失去了效应，时代的大变动导致政治、法律、道德、家庭和个人都发生出巨大的不确定性，一边是物质的繁荣，另一边则是传统的崩塌，因此，美国被迫或自然地在一片混乱之中开始探寻新的国家理想和社会发展模式。为这一模式起到显在或潜在作用的是一些这样的事物：国家新哲学、民主与社会的思考、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社会学与经济学、法学与教育体制、移民与黑人问题、反垄断与自由经济市场。这些事物相互渗秀和影响，并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混乱中蜕变出来。1890年之后，这个国家已经蜕变并发育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政治经济实体。这一实体，在进入20世纪之后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美国在其立国之后的二百多年中，几乎包容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元素和各个阶段的元素并从中浓缩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与商业社会的强大因子，由此而催生出一个超级大国。这种超级实验性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奇迹，也是古老中国需要再三考究并借鉴汲取的。这种浓缩式的变迁如果发生在中国身上，其可能的情况大致会有两种：如同美国一样在巨大震荡中蜕变出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是用传统的力量将这种浓缩物的提取过程强行中止。就目前的中国状况而言，情况似乎是第三种，即浓缩式的秩序化蜕变，这种蜕变仍然保持了它的巨大冲击，然而却规避了社会的大型动荡。这是智慧之举，也可以看得出，这同样也是一种真正的大国举措。

从客观宇宙的发展规律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在排除了人类自我意识形态的约束之后，其变迁的路径是足够宽容的。也就是说，宇宙变化的通道几乎无有边界。我想，这也就是人类可以获得发展与演进的真正因由所在。

在这样的“盲人之钟”一章中，我将几乎同时一时间中美国国家演进与发展的梗概与中国作了一些客观事件上的比照，并没有打算引动“彼”与“我”不同的讨论，而是希望将目光投去更远，离开“我”的这种原有并相对固化的意识，将中国权当作为一个“他”来看待，如此，可能会让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更加清楚。即便在今天，这个传统的“我”在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仍然是大行其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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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盲（4）

这好比张君劢先生倡行的“新儒家”，在儒家思想的千年流变中孜孜不倦地探寻着“今用”与“复兴”的源由，这股思潮之背后，是现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宏论。对此，我一直都有着一种奇怪的疑惑：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体制、产业体制都显得苍白而毫无竞争力，却是没有一个有关中国“经济与市场危机”的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过来了，经济也高速增长了，物质也大大繁荣了，而反过来，谈论中国“产业安全”与“市场安全”的论调也相应而生了。这中国的文化尚没有完全开放也没有真正予以大刀阔斧地变革，怎么就有了“文化危机”了？这种危机感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想起十六世纪的另外一位弗兰斯西。培根，他与那位早于他三个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在对待人类的“愚昧”上几乎有着相同的憎恶。这位培根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崇学论》，他也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格言的创造者。在他最出名的概念中，“幻象”理论是他用来指出人性中使人自陷谬误的种种坏心理和坏习惯（在此将之视为传统也是正确的）。在“洞窟幻象”中，他指出人类所极易陷入自我设定的成见而不能自拔，以致产生出错误认知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由这些观点再度影响到人类更多，从而发生出整体的畸变。我想，对于儒学也好，还是新儒学也好，这种脱离社会发展的政治和经济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的中心价值追求的单一文化观，都可以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中的“洞窟幻象”。在这种“洞窟幻象”中，对于外界的种种变化和影响，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引至人们恐惧和危机感完全是成立的，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危机”，而在于“不知情”。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吓自己”。

这种“自己吓自己”与“精神自慰”甚至是完全的一对孪生子。这种自设的惊吓程度越大，则自慰的行为就愈严重也越频繁，直至完全归复到传统的躯壳中。我在稍前的章节里讨论过这种单极闭合系统的集体心理特征，而“新儒学”，正是这样的一件传统躯壳，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那一只洞窟。洞窟并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还处在野蛮或农耕的时代，洞窟是很适合我们的，可以慰抚我们的心理，规范我们的行为，领导我们的思想，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飞跃了，那么，最好的重建方式就是走出洞窟，让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到更大的世界中去。

对于儒学，我们也没有否定它的任何意思。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这就如同埃及的金字塔，我们大可以惊叹在如此久远的年代里能够诞生出如此伟大的建筑，我们也大可能来研究它的构成与原理，然而，我们也绝无必要再住到这样的建筑里去。对于儒学的态度，也是最为恰当的。这就象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到唐朝去当一个藩王，回到清朝去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