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阿弗古斯特,阿弗古斯特!”杨柯夫斯卡亚责难地说:“您很容易受人的骗。”
我自然不同意她的说法:“您把我说得也太过于幼稚了。”
“最低限度您已经看过他的身份证了吧?”扬柯夫斯卡亚问道,“您能否把他的身份证拿给我看一下?”
“当然可以。”我说,于是我就到书房去把他的身份证拿来了。
她仔细地把身份证看了一遍。
“遗憾,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她很不满意地说。
“为什么说‘遗憾’呢?”我惊诧地问道。
“因为身份证总是有些毛病的好。”她撅着嘴说,“冒充别人的人常常把身份证弄得毫无破绽。”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他是德国人暗地派来的吧?”她推测说,“不过,俄国的游击队员也会干得这样巧妙的。甚至也可能是您自己给他提供了藏身之处呢。”她眯起了她那双诡 的眼睛。“阿弗古斯特,您要注意,别企图耍两面把戏,”她警告我说,“第二次我可就不能失算了。”
“您那种职业性的疑心病可太重了。”我很放肆地说,“我在一切方面都听您的话,至于汽车司机,叫我看,那他也不过就是一个汽车司机罢了。”
“他在这里吗?”扬柯夫斯卡亚问道。
我按了一下铃,唤来了马尔塔。
“如果维克多尔在家,请叫他来一趟。”我说。
热列兹诺夫马上就到餐厅来了。他表现得镇静,有礼貌,显出无拘无束的样子。
扬柯夫斯卡亚把热列兹诺夫审视了好长好长时间,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急躁的样子。
“您真正姓什么?”她突然问道。
“恰鲁申。”热列兹诺夫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您是从哪儿来到这里的?”
“从塔林。”他仍旧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他讲的是俄语,但却有些外国味儿:他真有演员的本领。
“我不喜欢您的身份证。”她说。
热列兹诺夫只是耸了耸肩。
她把他放了。
“我也不喜欢他本人。”当热列兹诺夫出去以后,她说,“伪君子都善于引人同情。”
她走了,两天没有露面,她对我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不满了,并且打算让我懂得这一点。
十六号的白天,有一个盖世太保的卫队长来找我。
“长官先生让我提醒您,他今天晚上在家里等着您。”这位使者文雅有礼地通知我说。
我马上拿过来电话簿,用半个钟头的时间就把已故的布莱克所有的女同事的名字都给爱丁格尔抄下来了。
晚上,热列兹诺夫把我送到了爱丁格尔的家。
盖世太保头子占有一座很宽敞的私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