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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我说过我想委托你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希望你为范耶尔写家族史或传记。简单一点说，也可以称之为我的自传。我会将我所有的日记和数据交给你，你将接触到我最私密的想法，无论挖到什么丑闻你都可以公布。我想这个故事将会使莎士比亚的悲剧变成适合合家观赏的娱乐节目。”

“为什么？”

“你是问为什么我要公开范耶尔家族的不名誉事迹？还是为什么我要请你执笔？”

“两者都有吧。”

“老实告诉你，我并不在乎书将来会不会出版。但我的确认为有必要写下这段故事，万一只有一份，你就直接捐给皇家图书馆。我希望我死后，故事能流传下去。至于动机再简单不过：就是报仇。”

“报什么仇？”

“提到我的名字就让人联想到一个信守承诺不食言的人，这点我感到很自豪。我从不玩政治游戏，与工会协商从未遭遇困难，就连埃兰德首相埃兰德（Tage　Erlander，　1901—1985），于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九年间担任瑞典首相，他在位期间，是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最成功的时期，也是所谓“瑞典模式”开始受到国际瞩目的时刻。在位时也对我十分礼遇。我认为这是道义问题；我要为数万名员工的生计负责，我关心我的员工。奇怪的是，马丁的个性虽然和我南辕北辙，对待员工的态度却是一样。他也曾努力想把事情做好。只可惜我和马丁是家族中的异类。今天范耶尔公司陷入绝境的原因很多，但关键之一就是我那些亲人的短视近利与贪婪。如果你接受委托，我就会解释他们是如何破坏这家公司的。”

“我也不骗你。”布隆维斯特说：“调查加上写这样一本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既无动力也无精力。”

“我想我可以说服你。”

“恐怕很难。不过你说有两件事，写书是借口，那么真正目的呢？”

范耶尔再次费力地起身，拿起桌上海莉的照片，放到布隆维斯特面前。

“你写传记的时候，我要你用记者的观察力仔细检视家族成员，另外我也会让你有借口去刺探我们的家族史。我希望你能解开一个谜，这才是你的真正任务。”

“什么谜？”

“海莉是我哥哥理查德的孙女。我们共有五兄弟，生于一九七年的理查德是老大，我生于一九二年，是老。我实在不明白上帝怎能创造出这群孩子这么……”接下来几秒钟，范耶尔仿佛失去头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然后才重新下定决心继续说道：“我来跟你说说我哥哥理查德，就当做是我请你写的家族编年史的一段小实例吧。”

他又替自己倒了咖啡。

“一九二四年，十七岁的理查德是个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他加入瑞典国家社会自由联盟，那是瑞典最早的纳粹团体之一。纳粹党人总会采用‘自由’一词，很不可思议吧？”

范耶尔取出另一本相簿，翻到他要找的那页。“这是理查德，旁边这个是兽医伯格沃·富鲁高，不久就成了所谓‘富鲁高运动’的领导人，那是三十年代初最大的纳粹运动。不过理查德没有跟随他。几年后，他加入瑞典法西斯战斗组织SFBO，认识了裴尔·英达尔裴尔·英达尔（Per　Engdahl，　1909—1994），瑞典极右派政治领袖，倡导法西斯主义并强力支持纳粹，他成立的政治团体是促使瑞典加入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等等令国家蒙羞的人。”

龙纹身的女孩　　第四章（9）

他翻到另一页：理查德着军装。

“他不顾父亲反对入伍服役，在三十年代期间，参加过国内绝大多数的纳粹团体。只要是当时存在的变态阴谋组织，成员名单上一定有他。一九三三年，林霍尔姆运动开启，也就是说，国家社会劳工党瑞典纳粹法西斯主义政党，创办人即为林霍尔姆（Sven　Olof　Lindholm）。成立。你对瑞典的纳粹主义了解多少？”

“我对历史不熟，但看过一些书。”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一九四年，芬兰爆发冬季战争。有许多林霍尔姆运动人士加入了芬兰志愿军，理查德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在瑞典军中任职上尉。他在一九四年二月被杀——就在与苏联签订和平协议前不久——因此成了纳粹运动的殉道之士，还有一个战斗团体以他的名字为名以兹纪念。即使到现在，还有少数笨蛋会在他忌日当天，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墓园悼念他。”

“我懂。”

“一九二六年，他十九岁，和一个名叫玛格丽塔的女人交往，她父亲在法伦教书。他们是在某个政治活动场合认识的，发生关系后，一九二七年生下儿子戈弗里，同年两人结婚。三十年代前半期，我哥哥随军团驻扎在耶夫勒，便将妻儿送到赫德史塔这里来。闲暇时他四处旅行，为纳粹招兵买马。一九三六年他和我父亲大吵一架，致使我父亲宣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在那之后，理查德只得自谋生路。他和家人搬到斯德哥尔摩，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他没有自己的钱吗？”

“他继承的公司股份被附加条件所限制，不能卖给家族以外的人。然而他们不仅家境困窘，理查德还有暴力倾向。他会殴打妻子、虐待儿子。戈弗里就在父亲的威吓凌虐下长大。理查德死的时候，他十三岁。我想那应该是他长这么大最快乐的一天。我父亲同情这对孤儿寡母，便将他们接到赫德史塔，在当地替玛格丽塔找了间公寓，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

“如果理查德象征家族的黑暗狂热面，戈弗里便是体现了怠惰面。他满十八岁时，我决定接手照顾他——他毕竟是我过世哥哥的儿子，你也别忘了戈弗里和我的年龄差距不大。我只大他七岁，但当时的我已经是公司董事，而且显然将会由我继承父亲的位子，而戈弗里却多少仍被视为外人。”

范耶尔略一沉吟。

“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