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 的看法。他在给同僚来西瓦尔少校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莱德·佐治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武力,我们或许 可以暂时将叛军打垮,但当我们将军队撤走后,叛军又会像溃疡一样死灰复
燃。我想,那些叛军可能回避战斗,把武器藏起来,等待我们离开。所以, 唯一的办法是让爱尔兰人组成某种形式的自治政府,自己去平息叛乱。他们
自己才是唯一真正能够做得到的人。爱尔兰人目前仍在努力去做,就我们所 知,他们似乎已有相当的成就。不过,本人现在与那边并无密切的接触,但
我觉得爱尔兰人的成就,远比我们的大??”
他的态度的转变,表明早在 20 年代初,他已学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 并能根据客观事实的发展而加以修正。在其《回忆录》中,蒙哥马利对爱尔
兰战争作了如下的评价:
“这场战争在许多方面要比 1918 年结束的大战糟得多。它发展成为一场 屠杀,到最后军人们都变得擅长杀人甚于固守自己的阵地。这样的战争对官
兵都是有害的,它使军人的品德和骑士气概下降。战争的结束使我感到欣 慰。”
1922 年 1 月,爱尔兰省政府成立。它与英国签订条约后,南部的英军 开始撤离。
5 月 19 日,蒙哥马利与师、旅部的参谋最后撤离科克。5 月 24 日,蒙 哥马利从奇斯维克前往普利茅斯就任第 8 步兵旅参谋长。第 8
旅旅长汤姆·霍 朗德准将很赏识他在训练方面的才干,一切都放手让他去干。
在第 8 步兵旅工作不到一年,蒙哥马利又被调到以约克为基地的地区 自卫部队第 49 师担任二级参谋。新任师长是查尔斯·哈林顿,由于一级参
谋的职位悬缺无人,蒙哥马利实际上成了他的一级参谋。
幸运的是,蒙哥马利和师长哈林顿都是首次到地区自卫部队任职。这 样,蒙哥马利便能顺利地提出他对编组和训练的建议。他把第 49 师作为自
己的各种战术观点的试验场,全心全意地拼命去干。1923 年 7 月,蒙哥马 利毫不迟疑地颁布了他在军旅生涯中的第二本刊印小册子《供西区部队和第
49 师用的战术教材》。在引言中,蒙哥马利写道:“本教材供各军官训练部 队和准备晋级考试之用。”当然,当时英国陆军已颁发各种训练教材和野战
条令,但蒙哥马利认为那些教材有缺点,因为它们仅订立作战的基本原则, 却不提供为达成这些原则应如何训练部队的方法。
也许是由于裁减的缘故,当时的部队士气十分低落。蒙哥马利认为, 唯一的办法是,以坎伯利参谋学院为启动枢纽,重振陆军士气。他认为:与
其让年轻军官抱着越来越渺茫的升迁希望,在部队中年复一年地服役,不如 让他们跳出眼前职务的框框,去憧憬未来,去准备参加参谋学院的考试;与
其让他们在函授中自行摸索,不如让他们在一个熟悉而又可以当面交谈的军 官指导下进修。于是,他在第 8 旅时就开始为希望进入参谋学院的年轻军官
开办“进修班”。1923 年,他又在德文郡港为年轻军官开“参谋学院预备班”。 从蒙哥马利为预备班编的教材来看,他当时对陆军的编组、部署、运动和战
术的理解已相当精到。他认为:战术“目标总是要追敌应战,对敌攻击,并 尽量把敌人歼灭”;土地之得失不是最重要的,自始至终认清军事上的战略
目标,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念后来成为他的军事哲学的主要原则之一。 蒙哥马利兼有一级参谋的职责,既要制定训练计划,又要指导部队训
练,还要为参谋学院预备班讲课,拟订习题,修改习卷。这一切使他成天忙 个不停,较之在法国和爱尔兰的日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使第 49 师成 为
1924 年暑期野营演习中首屈一指的部队,他又于 1923 年秋动手撰写一系 列讲稿,打算在当年冬天亲自指导军官们实施沙盘训练。他一共写了四篇讲
稿,结果弄得他筋疲力竭,但他却觉得那是非常值得的。后来,那些讲稿又 印成小册子颁发。蒙哥马利在引言中说:“唯一的目的是使听讲的军官不必
作笔记,这样他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地听讲和看着沙盘。 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教材应与陆军部颁发的训练教范互为补充,不应
用教材代替教范。请特别注意参考陆军部颁发的下列册子??” 英国陆军部对某些年轻军官擅自颁发指导部队训练的小册子越来越感
到不安,于是发出一道命令,禁止使用一切非官方的小册子或训练书籍。蒙 哥马利在教材和小册子上动了那么多脑筋,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很不愿意放
弃那些小册子。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停止使 用他所颁发的各种小册子。
蒙哥马利在执行第 49 师的公务和指导参谋学院预备班期间,经常写讲 稿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因此,他在写作方面已开始崭露头角。1924 年夏
季的《陆军季刊》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他的原定题目是“地区自卫部队的 训练”,发表时编辑将其改为“对地区自卫部队中新任副官的建议”。尽管这
篇文章下面没有注明作者是蒙哥马利,但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军事杂 志上。蒙哥马利对以这种形式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很感兴趣。1925 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