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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胡:那你觉得获得鲁迅文学奖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鬼子:获奖的意义是其他方面的,跟这无关。因为我的选择就是一种走进主流的选择。我觉得中国文坛有两个主流。一个是以政府的意识形态为主的主流,还有一个是民间的,以文学的本质方向发展的主流。我个人更愿意认同民间的这种主流。获奖和我的选择与被认同是无关的。当然,我不会拒绝获奖。

胡:你对你以后的创作方向和定位有什么打算吗?你还打算继续这样写吗?

鬼子:苦难的叙述也许是我最大的一个写作的命题,但随着苦难叙述的深化,会不同于人们所认定的那些苦难。

胡:你曾经谈到过“心灵苦难”的概念。

鬼子:对,心灵的苦难才是生命中最大的苦难。

熊召政(1)

熊召政简介

1953年出生,湖北英山人。

1969年赴农村插队务农。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年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中国首届新诗奖。

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

历任英山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湖北省政府图书奖、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第五届屈原文学奖。

现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万象文化传播公司总裁。

熊召政自述:小说的正脉

熊召政

人的强烈表现欲,本属于动物的本能。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表现欲,不仅仅是表现身体,更表现思想。

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一定是先于哲学而成为人类最先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的。因为最初的人类,尚不具备敏锐而深邃的思辨能力,他只能对周围的一切作出直接的反应。从“啊”、“噫”之类的语气助词发展成诗歌,从模仿狩猎的动作与树在风中的姿态产生舞蹈。所以,最初的文学艺术,是“天人合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的本能的宣泄与移情。

近两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70年之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先后出现了孔子、老子、孙子、伍子胥、范蠡、文种、子产、申包胥等一大批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谋略成为中国文化的发端。可以说,在那八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奇观。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谋略家也好,英雄也好,美女也好,其思想道德观及行为规范,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这八十年定下了中国文化的基调,规范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尽管后世经历了无数次思想的变革以及文化的求新,但没有哪一种思想,更没有哪一个人有着如此神奇的力量,能够改变那八十年间一批文化巨匠所创立的中国文化。

可以说,那八十年间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此前的中国文化虽然也充满生气,但并没有产生汪洋恣肆的局面,也没有让人景仰的大师。在孔、老之后,中国文化的正脉出现了。一俟正脉出现,就意味着混乱局面的结束。

有人说孔子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礼”,换一句话说,礼就是秩序。他的“三纲五常”便是以君王为核心的秩序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孔子与老子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成熟的标志。成熟固然可喜,但亦可悲。譬如孔子删定辑录的《诗经》,其断语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我想孔老夫子所说的“邪”,即人的*的一面,是原始的冲动。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压抑这种冲动。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礼”,也就没有秩序了。但人的特性在于:凡有一观点出现,必求这观点的完善、精致、发展、开拓。这么一弄,咱们的文学艺术,便发展到后来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由此可见,“礼”用于社会管理,极有用处;若用之于文学艺术,则谬莫大焉。

说了这半天的空洞理论,似乎与小说无关。究其实,应有内在的联系。小说与文化的关系,犹如花卉与气候的关系。牡丹花只能在春天开放,若牡丹花突然在秋天绽开,则肯定不是牡丹花变成了*,而是那个秋天变成了春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召政(2)

中国的小说,自有其发展的源流,从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到唐人传奇、宋人小品、元人杂剧,发展到明人的话本,可以说脉络相当清楚。不假西方,自有其传承。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家是没有地位的,被正宗的文人们讥为“小说稗官者流”,稗即野史,扯野棉花,野狐禅,都是贬义。但不屑归不屑,从元杂剧到明话本,文学实实在在从文人的小圈子走向了老百姓的大社会。

在小说出现之前,中国的文人中,有两种职业受人尊敬:一是史官,二是诗人。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与写作《离骚》的屈原,都高居上游,后代文人竞相仿效。若强为分类,则史官重在叙事,诗人重在抒情。兹后,举凡有好的小说出现,则以“史诗”誉之。誉则誉矣,实际上“史诗”二字,亦可视为中国小说的定义。

小说的本质是叙事,因事而写人,因事而抒情。让人活在故事里,此一优势,在电影电视没有出现之前,则非小说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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