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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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

作家自述：我的读书简史

邓一光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不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学校停课，师生们忙着写大字报、拖着“黑五类”上街*、去全国各地搞串联，我那时年龄小，没能像大哥大姐那样当上红卫兵，四处威风凛凛，胆子也小，不敢像二姐那样满世界去看大字报，追着抄家的队伍去看“旧社会”留下的金条和旗袍，基本上待在家里自己玩。初中和高中分别是两年学制，其中初中的一年用来“学工、学农、学军”，高中的一年用来“反击资产阶级教育体制”，正经上课的时间不过两年，加上小学的四年，算是在学校里读了六年书。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准确地说，不是一个会读书的学生。读小学的时候成绩尚可，考试基本是双百分，偶尔考了98分，会委屈地哭一场鼻子，被父母说成是没出息。到了中学就成了差学生。也不知为什么，好像对那个动荡的时代很害怕，不能适应。

我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从来没有出色过，唯一露了一次脸，是高中时写作文，大概是老师让歌颂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我不知为什么，一时冲动写了一首诗交上去，当时挺得意，没想到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嘲讽了一番。记不得是为了什么被嘲讽，就觉得当时挨了一耳光，又不敢还老师一耳光，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有阴影，一写作文我就紧张。

在学校读书的时间短，这个经历在我心里落下了后遗症，以后老想进学校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在农村务农，当时我是知青标兵、青年突击队队长，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带人挖沼气池，到高考前一个星期匆匆看了几页书，上了考场，只考了一个地区的师范学校。我那个时候想读复旦新闻系，以后当新闻记者，没去招生办报到。第二年忙着办理回城的手续，以后再也没有参加高考。到我真当上新闻记者后，又想进学校读书，有一年武汉大学招插班生，我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四十岁了，那一年听说华中师范大学办了一个在职研究生班，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我头一个去报了名，交了八千元钱学费。以后一年多时间，每星期有两天天不亮就起床从汉口往武昌赶，赶到学校去听课。记得头一堂课是王又平教授讲当代文学史论，我认识王教授，也喜欢看他把胳膊架在讲桌上激情飞扬讲课的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或者受了漂亮的阶梯教室的怂恿，课上完后，我从座位上起来，抱着书包去讲台上和王教授讨论问题。我说王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您说一体化政治扼杀自由，市场经济带来自由环境，我认为自由经济同样是一种霸权范式，照样从根本上剥夺人的自由，现代文明没有自由可言。我话没说完，班上的学生上来群起而攻，纷纷指责我不尊重老师，竟然敢不同意老师的观点。我看出这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是挨板砖的地方，便和王教授告别离去。我走了以后班上的同学们还生气，说哪儿冒出来个戗家子，以为他是谁呀？王教授痞笑道，告诉你们他是谁，他是邓一光。同学们说，哦，原来是他，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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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儿高，上课时坐最后一排。我很喜欢坐最后一排的感觉，特别是教授们在课堂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老想，他们会不会走到我面前来和我讨论问题？要是这样，最好他先叫下课，让其他的同学出去抽烟或抄笔记，咱俩单独讨论，别让人说不把师道尊严放在眼里。那一年多，听了王先霈、黄曼君、孙文宪、王又平等一批教授的课，还在学校的学生食堂里和王又平教授喝酒聊天。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要两个菜、一瓶酒。王教授不喝酒时冷眼看人，人都看成类人猿，一喝酒就神采飞扬，上下五千年任由驰骋。我也属于驰骋类，且绝不在四千九百九十年的时候被他丢下。但我只驰骋到一点五十分，一到一点五十分准勒住缰绳买单走人，把王教授丢在那里自己对付酒杯。有一次王教授不高兴，说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礼貌嘛。我说您是老师，您课上完了可以不去，我是学生，我得去听课。王教授说你可以不去，我就不明白你来听什么课，人家交一篇作业你还交两篇，显摆你能写字呀。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过以后王教授再也没有生过气。我说我得去听智者说话。

我读完了那个班所有的课程。老实说，那一年多时间对我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教授们也没有改变我的写作观，但那一年多的时间，人特别安静，小说也不想写了，还老爱叹气。我想我在学校受教育的历史真的可以结束了，没必要老惦记着往学校里钻了。课程结束后，班上的同学张罗着办毕业证结业证，老给我打电话，班主任也给我打电话，我没去办，从此再也没去过学校。

我的读书经历更多的属于自觉阅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了第一本课外书——小人书除外。父母给的零花钱，我大多花在看小人书上。小学我读的是寄宿学校，星期六回家，我和二姐常常省下乘公交车的八分钱，去书摊上看小人书，然后怀着对小人书的思念，走很远的路回家——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小说《红岩》。那时我家在重庆，小说写的是在重庆发生的事情，讲一群隐匿了真实身份的革命者的故事，符合一个九岁孩子的阅读心态。以后读了《青年近卫军》、《铁木尔和他的伙伴》、《牛虻》等俄苏小说。“*”开始后，有一次，当红卫兵的大哥从外面拖回一大箱子小说，里面有《红字》、《十日谈》、《一千零一夜》、《白静草原》、《人间喜剧》、《叶尔绍夫兄弟》、《罪与罚》、《罗亭》，是红卫兵从图书馆里搜出来准备烧掉的。那时重庆的武斗打得正厉害，为了避流弹，家里人都躲进防空洞里，我独自躲在桌子下，一本一本读那些书。如果遇上停电，夜里我就点着矿石灯读，头发因此烧了不少回。那些小说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光是我身处的世界，还有我没看见或者看不见的世界，它们给了我最初的美好诱惑。小说中的主人公还给了我一种怂恿，我从他们的命运中逐渐意识到，人的内心可以比他的身体自由，也可以比他的身体强大。

除了大哥拖回来的那些书，我还在组织上发给父亲的“内部读物”中读到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静静的顿河》。这些书是供批判使用的，父亲担心我学坏，不让我读，我就偷偷地读，有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有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读，我以为那样做很隐蔽，像神出鬼没的地下游击队，可父亲是正规军，他不会被游击队蒙蔽，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尊重游击队，我常常被他从被窝里或卫生间拖出来扇耳光——军人家庭，一般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尤其不喜欢书读到迷迷瞪瞪的孩子，这是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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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长期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我在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看到过安静的微笑，身边的人总是忧心忡忡，互相攻讦，包裹在厚厚的面具里，让人无法接近和信任。书本给我带来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故事是虚拟的，小说旨在想象，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知道人有幻想的要求和能力，那些幻想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书中世界的丰富和暖意对冷漠的现实世界的间离效果是起到了。从此我相信了一件事——看到的一切不是一切，还有另一个一切、若干的一切在不知道的地方，它们可以从书本中找到，可以在放下书本之后靠着想象找到。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当了知青。那个年代，书本已经遭到过浩大的清扫，几乎已经无书可读。我从城里带到乡下的书，除了一本没头没尾的《牛虻》和几本《星火燎原》，就是知青办发的一套马列经典著作。那本《牛虻》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名气，不断有知青来借，甚至有不认识我的知青，只知道我是“那本《牛虻》”的主人，大老远地跑来借，借去了也都准时还回来了。因为书没头没尾，我自己给书做了封面，有两三次，书还回来时换了新的封面，还给画上了人物肖像画。那段时间我开始生吞活剥地读马列著作，《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我读了好几遍，根本没有读懂，能背一些文字激烈的段落，每逢和人辩论时就拿出来用，常常很管用，一招置对手于死地。

有一次，我发现大队榨面房里收了一些农民家里的旧书，用来包挂面，我就拿马列著作换回旧书，等“马列”换完了，就拿麦子换。我下乡的地方是山区，土地稀缺，粮食匮乏，吃不饱饭，一年分六七十斤麦子、一二十斤谷子，剩下的就是红薯土豆了。拿麦子换旧书时很心疼，还委屈，肚子里咕噜噜地叫。那段时间最恨的就是挂面，觉得要没它们书就没人要了，我能白得。

有一次，一个农民告诉我，生产队付会计家中有“古书”，我知道后就找付会计。付会计是我在队里最尊敬的人，他和他家里人很善良，还斯文，衣裳补丁摞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说话笑眯眯的，从不说粗话。付会计带我去他家，从箱子里翻出十几册书。书是线装本的，纸页焦黄，有《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庄子南华经解》，还有《又玄集》。我一本本地找付会计借，看完还去再借别的。后来付会计把那些书全都送给了我。那些书在煤油灯下伴我度过了四年，从农村回城时我什么也没带，就带上了那些书，如今它们仍在我的书柜里。

我当工人那几年，“*”结束了，图书逐渐解禁，新华书店里偶尔会有一些新书卖。新售的书品种少而又少，每出一种，人们奔走相告，连报纸都提前登载新书出版的消息，用很显眼的字号。新华书店比总理府热闹，谁认识书店员工比认识外星人还不得了。每当新书首发当日，我就和同事约好，谁当天不上白班谁起早，凌晨去书店门口排队。我排过两次，买的什么书忘了，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去，前面已经排了几十个人，到天亮后书店开门，一个挨着一个往前挪，挤出一身臭汗。第二次不到两点去，仍未排到头十名。售书数有限制，好像每人不得超过三册。书店员工大声呵斥，比宪兵还厉害。有人在书店门口打架，有人当场生病，有人因排队买书恋爱上。现在想起来十分荒唐，可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荒唐，觉得挺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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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书价便宜，我手中一套《契诃夫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每册定价在四毛二到五毛五，二十册没超过十块钱。

手抄本是早些年就流行开了，我读过一些，《第二次握手》之类。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字抄得娟秀，工工整整，老厚一摞，读时老怕把纸翻破了，要小心翼翼。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手抄的《飞鸟集》，我一直珍藏着。

那个时候读书很疯狂，每到手一本书，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说贪婪一点儿也不为过。书读得很快，不快不行，每本书后面排好几个人等着，要想得罪人，不用向人借钱或借钱给人，超期两天不还书，下辈子都是仇人。读书读到凌晨这种事常有，读乏了用冷水冲头，还写读书笔记，那叫饿急了，撑死都满足。

以后的读书经历就没有这么激烈了，书越来越多，自己也挑剔了，反倒觉得少了一些什么。说不清。我的读书习惯

书是生活必需品之一，如果不是旅途在外，基本上每天都会读，但不像一日三餐那么刻板，什么时候想读了，抓起来就读，有时读到打盹儿，也不硬把眼皮子支起来，书丢下就睡，或者起来去干点儿别的，把书忘掉。

到手的书未必读完。大多数书读不完。没兴趣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读书从不在书房里。曾经在书房里放了一把躺椅，读过几次，没意思，而且老分心，觉得书房里别的书都在骚动，它们挺不耐烦的。以后就把躺椅搬出书房，也不在书房里读书了。

只在一种情况下坐着读书，旅途中，否则一定会躺着读。我主要读哪些书

这是世界上最傻的问题。读什么书，视阶段而言。基本由着性子。比如前些日子，对心理问题感兴趣，读了班克特的《东西方心理治疗的历史》、罗杰斯的《个人形成论》、恩普森的《眨眼与做梦》。比如再前些日子，看法布尔的《昆虫记》在书柜里歪着，替它整理齐，随手抽出一册，是说红蚂蚱的，站在书柜边随手翻，读得开心，又抽了两册放到枕边，那几天连读了好几册。

书读得很杂，难以归类。小说反而不似十年前那样热衷，少量的国外小说会看下去，最近读过的有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普鲁的《船汛》，施林克的《朗诵者》。遇到曾经读过的旧小说，读进去了，也会再读一遍。读书生活对我的启示

说不上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吧。除了生命，没有什么事情会是一辈子的，或者一辈子意义不变。读书也是这样。但相信一点，有的书你读过了一辈子不会忘，但不等于它不变，再读一遍，会发现它变了，不是老朋友了，是新朋友。我不喜欢的书

图书种类中的大部分基本没有涉猎或者完全没有涉猎，喜欢的方向窄，由此导致不喜欢的方向也窄。就我读到的有限种类中，传记是不大喜欢的。可能有不错的传记，比如传主自己所作。大多数传记作者远离传主，自说自话，内容取自传主，却让人觉得那是在写作者，读这一类书实在是受戕害。

对话邓一光

仰望星空，放飞心灵

杨建兵　　邓一光

杨建兵（以下简称杨）：您在当代文坛已耕耘二十余年，在多种题材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提起您，读者首先想到的可能还是《我是太阳》和《父亲是个兵》，把您归入军旅作家之列。我们的话题也先从军旅开始。首先想请您谈谈您为什么以军旅或者说战争为背景来展开您的文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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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以下简称邓）：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访谈者头一个就会提到的问题。我感到奇怪，这个奇怪不在于访谈者们关心的问题为什么那么一致，而是我对访谈者们“军旅作家”的界定弄不明白。“军旅”这个词我明白，《辞海》上的注释很简单，就是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军旅作家”这个提法我一直没弄懂，是指身为军人的作家呢，还是指以“军队”或“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如果“军旅作家”指的是身为军人的作家，这种说法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我不是军人，自然不在之列。如果指的是以“军队”或“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问题就出来了。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罗贯中、施耐庵，他们的作品写的是“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苏轼这些诗人词人都写过军队和战争，连鲁迅的写作都涉及过军队和战争的事。西方作家包括塞万提斯、歌德、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你把文学史上所有熟悉的作家名单排出来，好像没有哪个作家的作品没有涉及过“军队及作战之事”，连罗琳的哈利？波特都在进行另类的魔法战争。是不是他们这些作家，包括《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