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带了一个旅的兵力乘车南下,准备先到天津,与驻守此处的曹锟七弟的一个旅合兵一处,杀向北京,活捉冯玉祥。吴佩孚自认为这样安排还是恰当的,他对捉冯败奉仍充满了信心。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出走,使刚刚被鼓舞起来的直军士气一落千丈,而奉军却勇气倍增。奉军前线将领张学良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绝妙时机,迅速调动大军进行全面攻击,直军的总崩溃已成无法挽回的定局了。
处在冷口一线的张宗昌部,刚刚和直军交火,直军便大举溃退,团以上的军官纷纷逃亡,士兵无路可逃,只好弃城束手就擒。张宗昌乘胜率军一路冲杀,东起昌黎、西至唐山一线的直军不下七万人,全部被张宗昌部俘获收编,枪炮器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部兵力由此一下子扩充达到十几万人。被收编的直军,原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升旅长,旅长自然升师长、军长,肩章来不及改换,就用锡箔纸染成黄色用以代替。张宗昌以一个暴发户的姿态和实力,在奉军各路将领中扶摇直上,威势倍增。与其说冯玉祥的倒戈,吴佩孚的兵败,成全了张作霖,不如说成全了张宗昌。正是这次大战,才使在奉军地位卑微的张宗昌,一跃成为后来势力庞大得连张作霖都无可奈何的直鲁联军【2】总司令。
这时的张宗昌已率先接近了京津,并指挥部队将滦州、唐山一线的直军收编,然后又唆使部下趁着混乱,将沿线大户店铺的财物洗劫一空。同时以搜捕直军溃兵为名,亲率心腹部下进入地处遵化县马兰峪镇的清东陵禁区,将陵区地面建筑和祭祀陈设等所有值钱的物品,大肆劫掠了一遍,仅劫掠的金银器物就装载了几十大车。由于战局的紧张和张学良、李景林等部的迅速开来,张宗昌放弃了原打算掘陵盗宝的计划,在一阵匆忙的劫掠之后,命令部队撤出东陵禁区,向天津推进。张宗昌和几个亲信部下最后离开陵区,当他骑着高大的战马踏着神道走出南门后,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对着苍茫的陵园和若隐若现的黄色琉璃大殿,轻轻说了句:“再等来日吧!”说完,带着无限的遗憾,打马飞驰而去。
自从张宗昌这次匆忙地告别了清东陵,他那盗陵掘宝的梦想再也没有机会得以实现了。令他想不到的是,此时的遗憾,在四年之后竟由一个叫孙殿英的部下完成了。不过,这时的孙殿英作为直军发动叛乱的一个团长,正率部在洛阳攻城略地。吴佩孚已电令其师长憨玉琨进行捕获,他们的相识还要在一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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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入关(5)
就在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等率部逼近天津时,受冯玉祥的命令,胡景翼率部走出北京,抢先占领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被截断。也就在这个时候,山东督军郑士琦发出通电,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山东。刚刚抵达天津还未来得及下车的吴佩孚瞬间成了瓮中之鳖。他无法进入天津,更无法进入北京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吴佩孚在部下的劝说下,只好将车开到塘沽,并于11月2日晚10点弃车登上了忠诚的部下为他准备的一条运输舰华甲号,仓皇向海上开去。
11月3日,曹锟正式通电全国,宣告引退。
随着吴佩孚乘舰南逃,曹锟宣布引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宣告结束。其结果以直系军阀主力全军覆没,奉系军阀再度入关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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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戈将军”冯玉祥逼宫(1)
北京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冯玉祥赴天津,与居住在此处的北洋派###段祺瑞共同密谋政权的分配事宜。在一番相互讨价还价之后,决定电邀南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在孙中山未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并组成了以政变中的功臣黄郛为总理的临时内阁。
11月4日,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结束后,颁布了大批人事任命。当参与政变的各路将领、谋士都得到了满意的封赏之后,冯玉祥觉得仅仅发动一个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并不过瘾,于是又向临时内阁提出了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的议案,并自然地得到通过。
1924年11月5日晨,国民军新任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率领40余名军警突然冲入神武门,将各门的清室护卫军全部缴械,然后直奔紫禁城后三殿清皇室住所。
内务府大臣绍英急急忙忙地迎过来,鹿钟麟等不再前进,站定了跟绍英说了要驱逐溥仪立即出宫的决定,同时递上了由临时内阁修改后的清室五项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 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 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 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 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绍英看完,顿觉天旋地转、两腿发软,险些栽倒。幸亏随侍李国雄、严桐江两人及时抢前扶住,才免于跌倒。绍英略微镇定了片刻,瞪着眼睛瞅了瞅鹿钟麟等三人,突然冲着李煜瀛说:“你不是老臣李鸿藻之子吗?李家世代备受皇恩,均为清室忠良,你何忍如此?”
李煜瀛的父亲确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清末名臣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死后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祈望以此来打动李煜瀛,但李煜瀛却不管这些。父亲受大清皇朝之恩,为朝廷尽忠尽孝都是理所当然,而自己受的是冯玉祥的恩泽,尽忠冯玉祥才是最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这个小朝廷的冷暖?李煜瀛想到此,笑而不答。
绍英见李煜瀛不理会他的劝说,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说:“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鹿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至太堂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回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遇难,谥忠节。鹿钟麟正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平时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鹿钟麟为鹿善继之后,向人夸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贞、高贵的血统。而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即官至大学士的鹿传霖。殁于宣统二年,死后谥文端,所以称“今上赐谥”。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绍英还以如此口吻来套近乎,实在是不识大局和儒腐臣僚所为。鹿钟麟说:“我今天来此是执行内阁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见他一番嘴巴上的笼络并未奏效,遂改口道:“想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