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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李继迁还是袁恪,都勉强称得上是“枭贼”,都具备被时人称之为豪杰的气质,没有到绝境,总是选择要挣扎一二。
但是,刘旸可以坐视榆林的混乱,放弃除城镇之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控制权,但也不会任由叛贼行动。对进攻城镇的乱军严防死守,对劫掠运输线的贼军更是重点打击。
像李、袁这等在朝廷甚至是刘皇帝那里都挂了号的叛首,也是刘昉的重点目标,按捺不动,只是策略问题,属于战术沉默,并不代表一成不变,自缚手脚。
因此,当李、袁二贼先后出击,汉军也随之而动。李继迁一路,以孟玄喆为主将,代郡公折御卿、温末骑将潘罗支等副之,率步骑一万五千北上,寻李继迁而击之。
孟玄喆、潘罗支不需再多说,折御卿的身份显然要特殊一些,这可是刘昉的表叔,现年二十六岁,也是折氏如今的当家人。
大汉诸多功臣爵位,二十四公,三世而降,代国公爵,从折从阮开始,先传折德扆,再传折御勋,折御勋盛年早亡,因其无子,在刘皇帝的恩旨之下,以年轻的折御卿继兄之爵。
事实上,若纯以血脉传承,按照大汉爵位继承体系,折御勋无后,收回代公爵也是说得通的。但是,凡事总有例外,且不提折家在军界的影响力,就冲折贤妃的面子,刘皇帝也得开个特例。
不过,到折御卿之时,代国公爵已无法保持,降等世袭,改封代郡公。除了本身特例属性,也另具意义,那就是成为了大汉最顶级贵族承袭降等世袭的开端。
毕竟,二十四功臣,除了王章、王竣这样传无可传者,其他家族,一、二代大多还在,折家,只是走得有些快
当然,折御卿并不只是靠着一个身份才得重用,人虽年轻,但军事才干十分突出,此前担任太原兵马都指挥使,此番榆林平叛,也在调兵遣将之列。
袁恪那一路,则以田重进为主将,率领以禁军为主的三万多官军西进,辅以灵盐地方军队,合击袁恪叛军,不只是为了阻止袁恪渡黄河,蹿入河西,更是打算将之彻底消灭在灵州境内。
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榆林生乱以来,官军第一次真正发力,动辄数万之众,当然,这也是刘昉准备了数月之久的结果,动则成霹雳之势。
这还是在保证榆林“大戒严”以及城镇守备、后勤保障的基础上,为何区区一个榆林叛乱,要调动十几万大军进剿,就是为了保证完全的控制,不论你如何闹腾,局势都稳稳地置于官军掌握之下。
隆冬动兵,固然不是一个好时节,但恶劣的天气是同样的,即便叛军属于“主场作战”,但他们的日子,实在难过,否则也不会急着做困兽之斗,都是官军逼的。
相比之下,官军除了与严寒的天气做斗争之外,衣食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衣食足,则军心稳,杀贼有战功,伤亡有抚恤,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
李继迁之北上,也暗怀狡猾心思,有调动官军,寻机歼灭一部,打一场胜仗,收取缴获,为来年开春的作战,争取空间。
而从结果来看,他的目的达成了一部分,官军确实出动了,但在孟玄喆的率领下,突出一个苟字,没有搞分进合击之类的花哨战术,就是集中兵力,踵迹而行。
斥候哨骑撒得很广,军队骡马化,随军物资充沛,随时可战,随时保持着战斗力,绝不冒进。遇到叛军的突袭骚扰,便坚决反击,却不急于分散阵型,寻求扩大战果。
两军一路纠缠着北上,在沙漠戈壁、烈风寒地之间比拼厮杀,但是,不论李继迁筹划什么阴谋,实行什么战术,骚扰迟滞也好,羊装败退也好,官军始终不动如山。
到最后,李继迁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拿出一些实际性的诱惑,率军北上,越过早已冰封的黄河,去进攻丰州。
丰州作为榆林道最北端的辖区,在榆林动乱的这一年多,就像个局外人一般,始终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因为李继迁的作乱热区,始终在南部相对富庶且党项聚集地带。
直到今年秋冬之际,榆林叛乱大爆发,在朝廷的整体平叛策略下,丰州当地官军方才真正戒备起来。丰州此地,人口不多,军队不多,但是有着大汉边境城镇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坚固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