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驱动下,胡民也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懂汉话,即便不会说,也要听得懂。而原本荒言野话,也只成为一种地方土话了。
时至如今,倘若在塞北的部帐、集市中,听到一干胡民说着夹生的汉话,是一点都不值得奇怪的。
相比之下,汉字的推广,则仍显落后,但这也国情所限,语言是基本问题,文字则要高级些,连汉民都有大量的文盲,何况胡人。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汉服的推广,也没有强行推动,赵武灵王有胡服骑射,刘皇帝倒也不至于在漠南搞倒退。
但是,在胡人的上层人士中,尤其那些向大汉臣服,被朝廷吸纳的首领头人,都已经习惯穿汉服,毕竟,他们脱离了基本农牧劳作,属于知礼节的阶层了。
可以说,汉话、汉字、汉服这三件事,做得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对汉话的推广,刘晞也把几乎一半的精力都放在此事上。
与榆林那边的一团乱麻相比,漠南地区的欣欣向荣则完全衬托出来了。当然,两者之间出现如此大的差距,也是有其内在原因了。
官府在当地的力量是其一,朝廷的重视程度是其一,部族成分、历史因素也是其一。与党项人的抱团排外不同,漠南胡民来源众多,成分更杂,并且,在汉辽大战的过程中,被摧毁了一遍,大汉是从头开始在漠南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漠北有契丹威胁,朝廷在漠南又驻有重兵,掌控能力很强。而那些归服的部族,一部分是朝廷北伐中征服的,一部分是在漠北大乱南投的,这些人,对于朝廷与汉军的强大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加上受到辽国时代统治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汉化的抵触,并没有那么深。
而不服反抗的,要么被消灭了,要么逃出大汉辖地,余下的,时间一久,自然逐渐成为大汉的顺民。
另外一方面,则是漠南乃至整个山阳地区,汉人移民,掺沙子的效果比较好,从基层夯实了朝廷的统治,压制了胡人分离的可能。
毕竟,与榆林沙碛密布的情况不同,漠南可是塞上江南,广袤的草原,优良的牧场,充足的水源,这可比其他边地的吸引力大多了。
尤其是,大汉对牛羊马驼等牲畜的需求几乎是无穷的,不论是畜力还是畜肉,乃至毛皮,都极具价值,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随着朝廷的宣传,以及各种民间传言,有大量的汉民蜂拥北上,圈一草场,养羊牧马,然后售卖,获取经济利益。
这种利益驱动下的行为,比起朝廷费尽心机手段,使的各种移民政策,要有效得多。
当然,即便有再多客观有利因素在其中,漠南民族问题的解决,晋王刘晞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视了。
在很多胡人眼中,刘晞不只身份高贵,为人公正,对胡民并无鄙弃,处理事务纠纷,一视同仁。比起那些一味地维护汉民的官吏,刘晞更喜欢以理服人,依法断事。
当然,这个前提得是你老老实实,安安分分的当初漠南有契丹部族复叛归北时,刘晞可给镇压的汉军传递了一个意见,严厉处置,斩尽杀绝。
而比起那些虚伪的假象,刘晞能服人心,顺利推动汉化,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给那些底层胡民带去了实在的利益。
为鼓励他们畜牧,专门组织了一个货栈,统一从胡民手中购买牲畜、皮货,价格制定得很公道,同时,保证盐、茶、布、粮等漠南稀缺物资的供应。
从本质
上而言,漠南的胡民仍旧是被剥削的对象,被收割的韭菜,但中间的利益阶层少了,落到他们手上的实在好处多了,就足以让他们的感恩戴德了。
同时,随着长城内外贸易的频繁,带动了漠南的繁荣,也没人愿意打破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事实上,同样的政策,在榆林就是一地鸡毛,在山阳却硕果累累,这其中的原因,不只是刘皇帝在反思,朝堂的公卿大臣们也在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