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74部分（第1页）

御堂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同修起居注王安礼轻步走入，跪倒在御案前，叩头轻声禀奏：“臣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叩奏陛下，苏轼一案，勘治入狱已逾两月，朝野震动，后宫惊傈，臣奏请陛下格外开恩，宽宥苏轼、王诜，以恩市天下人心，以孝奉两宫皇太后……”

“以孝奉两宫皇太后”，皇帝赵顼喃喃作声自语，抬头望着王安礼，目光黯然。

王安礼从怀中取出“书场浪子”千里送来的“奏表”，恭呈于皇上：“陛下，一个北望京都之老臣，托臣转呈‘奏表’于陛下……”

皇帝赵顼猛有所感：“是介甫先生吗……”

“陛下明察。臣之家兄王安石，远居江宁，闻苏轼入狱而惊骇，特上书陛下陈述所见。因其对苏轼一案茫然无知，且生性执拗，所奏之言，恐多偏颇，乞陛下明断而赐教。”

赵顼急忙离开御案，从王安礼手中接过“奏表”，坐于软榻，移来烛台，凝目阅览起来……

史料和宋人笔记有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王安石）王方为决。十分可惜的是，史料所记载的这封信的原文未能留下来，使今人无从一睹那为了崇高的友谊而披肝沥胆的精彩文字。

王安石的人格力量深深触动了皇帝赵顼，他的神态极肃穆凝重起来。三年前，王安国遭吕惠卿诬陷而放归江宁，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两年前，王雱因“弄权蒙混”而获罪，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默默承受了“失弟丧子”之哀。今天，苏轼获罪入狱，其罪为讥讽新法，讥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可王安石忘私为公，以负罪遭贬之躯，冒死为苏轼求情！这仅仅是友谊的相怜相助吗？

皇帝赵顼的眉头渐渐舒展了。文字成狱，天下箝口，表面上人心归一，实际上背非阴行，江山虚假的稳固终不可待！唐太宗优容文人才士之策，让文人说话，让才士牢骚，为天下不满的怨言怒情开设了一条发泄排解的渠道，并借这个“渠道”揣摸和掌握世情人心，遂成千古之业。唐太宗之后的几个皇帝，沿守此策，遂有了李白、杜甫……把盛唐推向了辉煌。后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长恨歌》，揭露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无道，玄宗的子孙也不曾因此而文字成狱啊！

皇帝赵顼从软榻站起，朗声而道：“介甫先生析事明澈，析理精深，朕受教矣！苏、王之政见，形若水火；苏、王之交谊，心犀相通。净友之谊，决非私情，乃人间至高至美的情谊！”

王安礼放下了一颗惶恐的心，叩头告辞。皇帝赵顼挽王安礼之手而戒之：“卿会，幸勿泄言。朕将从速了结苏轼一案！”王安礼再次重重叩首。

篇十九　汴京　御史台监狱

泪渍纸笔，诗魂在炼狱中升腾着　苏轼超越痛苦的灵魂，在寻觅着另一种人生的境界

御史台监狱，坐落在内城东城街北面的尽头。高耸敦实的灰砖墙垣，圈围着人间一团暴戾之气。监狱门前担任警戒狱卒的顾盼狞恶，又为这团暴戾之气染上了一层沉重的恐怖。监牢屋檐下风动“叮当”的铜铃声，哀哀怨怨地飞出高墙，使这条街巷充塞了阴沉疒参人之感。

苏轼被关押在墙垣中央一座隔绝四邻的牢房里。这间牢房，坚壁如井，阴暗潮湿，铁窗尺许，牢门两重。清晨，阳光从洞窗射入，在昏暗的牢房上空，斜拉起一束亮光，如利剑，如白素，如飘入的一片白幡，它显示着昼夜的更迭，也给人以死亡临近的联想。牢房一角，是一片无床草榻，供苏轼席地而卧。因床高三尺，可借以悬梁自尽，故撤而不设。铁窗之下，特为苏轼增添了两件“奢侈”之物——一盏油灯，昼夜不熄；一张矮几，可供写字。苏轼以诗赋文字犯罪，自然要以文字招供。

看守苏轼牢房的狱卒名叫梁成，年约四十岁，性情和善，木讷寡言，没有一般狱卒那种刁怪和凶狠。也许苏轼案情的特殊引起了他的同情，也许苏轼文人的随和引起了他的好感，也许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每天定时地为苏轼送水解渴。端水洗漱，并取送苏迈进来的饭食竹篮。在面对苏轼的时候，他总是唉出一声悠长的叹息，便不再开口。

“幽幽百尺井”的狭窄监牢，用隔绝狱外一切讯息的寂寞，折磨着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的苏轼。他不知道京都瓦肆艺伎们为营救他而掀起的演唱浪潮，正在震动着朝廷；他不知道弟弟苏辙为营救他已上表皇上，乞以自身官职，为他赎罪，并已把他的家眷由湖州接到应天府；他不知道吴充、冯京、章惇、王安礼、范镇、张方平等人为营救他而上疏抗争；他更不知道王安石已从千里之外的江宁，把营救他的“奏表”送进了福宁殿。儿子苏迈是每天三次送膳进狱，但都被狱吏禁步于牢房之外，既看不见儿子的形影，又听不到儿子的声音，自然更不会有狱外的消息传入。他惦念着狱外被此案累及的朋友们，他惦念着京都西冈父亲留下的老屋和留守老屋的老仆，他惦念着十年离别、十年挂牵的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他惦念着京都熟悉的一切。可他如今能够得到的，只是竹篮里无言的菜蔬饭食。四壁无言，草榻无言，油灯、矮几无言。寂寞凝滞着他天马行空的才思，冰冻着他豪爽奔放的热情，在累日累夜的孤独中，咀嚼着离开人群、失去自由的苦涩，他憋得快要发疯了。

“举止触死壁”的阴森监牢，熬煞人类尊严的狱俗狱规，已使苏轼须发疯长而散乱、衣裳褴褛而污浊。御史台大人们的顺蔓摸瓜、诗文株连，三十九个朋友的文字成党，已使他精神溃散，心力大亏。勒令他“自注《钱塘集》罪思”的用心阴毒，更使他心慌意乱、手脚无措。天日昭昭啊！这一切也许都是命定的，诗词原本就是引人联想、引人猜度的任意物，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强人可以寻得杀人放火，执权者自然可以觅得“讥讽谩上”。诗赋往还，原是诗人、词家之间的常事、趣事，但在御史台大人们的眼睛里，却成了鬼事妖行。苏轼顿足叫苦、仰首而叹，对生的欲念似乎已经淡漠，对死的恐惧似乎已经消失，对仕宦人生的向往已经完全泯灭，在咨嗟怨愤的躯壳里，似乎只留有一颗钟情于诗的灵魂，寻求着超越痛苦的另一种人生境界……

“苦泪渍纸笔”，他跪地屈身于矮几前，守着一盏如豆的灯光，面对《钱塘集》，“剖心露胆”地“自注”着“罪思”，并在这种文字中完成着灵魂新的飞跃。

他知道，御史台大人们这“自注”的招数，是一个居心毒恶的阴谋，是一个陷阱。自注《钱塘集》的一笔一墨、深浅正误，都是逃不出御史台大人们设置的罗网的：白纸黑字的辩解抗争，可以构成“抗拒”之罪：“诚恐诚惶”，可以构成“慢上”之罪；一时不慎，可以构成“死而不悔”之罪；遗忘疏漏，可以构成“避重就轻”之罪；如实招供，也可以构成“借机反攻”之罪。唉，仕宦人生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会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业，却被官场上的诡诈、残忍、利欲、权势腐蚀得变形、变质，变得谎谬、冷酷了。“

他知道，“自注”就是自筑断头台，就是自掘葬身墓。但他不愿逃避、躲闪，更不愿矫作辩解、借词推托。“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诗词出于自己之口，落纸于自己之笔，是自己灵魂的袒露，是美是丑？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是功是过？都留给久远的未来，留给未来一个赤条条不带一丝掩饰的“新我”。其实，又何必寄托“新我”呢？当虫食风化了这七尺皮囊之后，真正能够留下的，也许只有这《钱塘集》中一颗飘缈的诗魂了。感谢御史台大人们阴曲莫测的用心，恩赐苏轼以机缘，为这颗飘缈的诗魂更确定地打下苏轼的印记。

无疑“自注”完成之时，就是自己生命了结之日。他不愿拖延时日，给仇者以谈笑之话柄，使亲者延长痛苦的折磨，更不愿混淆是非，作贱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帐。

他在自注“罪思”中，用“史笔”作释，在一部《钱塘集》的字里行间、眉头页脚，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下了每首“讥讽朝政”之作的写作时间、地点，抨击事物、寓意情怀、灵感希冀等详尽文字。

他在自注“罪思”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并对别人的政见作了自认为公正的阐述，清清爽爽，毫不含糊。

他在自注“罪思”中，对自己讥讽朝政不实不妥之处，明确地进行了自我匡正，也继续抨击别人政见实施中的不妥不实。

他在自注“罪思”中，“更加激越地为民间的疾苦呐喊，并仍在讥喻某些”新政“。

当然，他在自注“罪思”中，也继续向他的皇帝袒露着忠耿的心迹，吐露着屈原那种“怨愤而不愿他去”的情怀。

十月二十三日，苏轼入狱已六十五天。

这天午后，苏轼跪于矮几前，正在自注《钱塘集》中的最后一首诗作，监牢的门“啷当”一声打开，一个罪犯被狱卒梁成带入牢房。苏轼抬头一看，这个罪犯年约三十岁，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神态中却带有几分矜持。苏轼正欲起身迎接，打个招呼，罪犯却把头一摆，把腋下夹带的一卷被褥铺在牢房一角，纳头躺倒，闭目箝口地歇息了。

狱卒梁成似乎要排除苏轼心中的狐疑，哀叹一声，喃喃叨咕：“牢里都住满了人，先在这里住下吧！能到这里来的人，案情不轻啊……”说着，梁成锁上了牢门离开了。

苏轼望着同室的囚人，心里骤然浮起一种同病相怜之感，由衷地想和新来的囚人说说话、解解闷。但对方毫无理睬之意。苏轼吁叹一声，回过头来，专意进行“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