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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来可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为‘变法’尽力鼓吹吧。”

谢景温急忙拱手:“愚侄听叔公安排。”

王安石高兴地说:“至于苏氏兄弟,人才难得,我将亲赴苏府,具帖邀请。”

吕惠卿急忙上前,含笑拱手:“介甫公当代奇人,苏子瞻当代奇才,两人携手共进,‘变法’必成无疑。介甫公,我记得仁宗嘉祐元年,苏子瞻来到京师,初露头角,一举高榜及第,诗文震动京都。时公居谏院,欧阳永叔(欧阳修)公曾赠诗于你……”

王安石回想着,转动着晶亮的眸子。

吕惠卿一笑,随口吟出: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来肾恰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

吕惠卿突然停了下来,故作遗忘之状:“‘后来谁与子争先’,‘后来谁与子争先’……下面的四句已记不得了。”

王安石的眸子停止了转动,他似乎领会了吕惠卿深沉的用心,眉宇间浮现出几丝疑虑,旋即又大笑起来。

章惇诧异:王安石的朗朗笑声,似乎是故意从嗓子眼放出来的。

这时,户部判官吕嘉问闯进客厅,情急地走到王安石面前,低声说:“御史中丞吕诲,刚才进了司马光的府邸……”

王安石收住了笑,脸色阴沉下来。

篇五  司马光府邸

司马光从历史中走来 他冷静地观察着

新出现的事物 他不赞同御史中丞吕诲

“大厦将倾”的惊呼,却暗暗为老友王安

石担忧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颖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短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时年十九岁),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官妃糜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哄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大理寺提出询问:“‘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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