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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在我点上一根烟后，余小伟继续告诉我，说一个月前杨浦在报纸上将江夏电器厂的厂长陆原胜在招工过程中贪污受贿的事情给捅了出来，陆原胜被检察院逮捕了，原来招进厂里的五十多名工人重新进行审查，结果将褚长生的儿子等十多个通过送礼招进厂里的工人给审查出来了，钱没有退回来一分，人却被辞退了。褚长生的儿子在家闲着无事，一个星期以前因打群架被劳教半年。褚长生认为自己的儿子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都是杨浦给害的，他认为，杨浦不将陆原胜给捅下来，他的儿子就会有工作，儿子有工作就不会打架，不会打架就不会被劳教。

“混帐逻辑，真是愚昧！”余小伟说。

我没说什么，只是远远地瞪了褚长生一眼。他却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远远地看着我仍憨憨地笑。这一刻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感觉杨浦确实太倒霉了，太不值了。伤在谁的手里不行，偏偏就糊里糊涂伤在老实巴交的褚长生手里。

上楼时，我吩咐余小伟将褚长生关到里面的办公室里，铐在走道的长条椅上影响不好。

吃完炒粉已经两点钟。我喊上技术科长汪启发一道往青龙宾馆去接北京来的人。

我原以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来的人一定是日本人了，谁知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三十多岁，长得白白胖胖，说一口带浓浓河南口音的普通话。一个洋买办，我在心里说。

谁知这洋买办其实非常随和，见了我们他就作了自我介绍，说他是日本大使馆的雇员，姓何，叫何一为，让我们叫他小何好了，有些事情还需要我们多关照。他说话时站得很直，还时不时弯一下腰，从动作上有点儿日本人的味道。他也感觉到我们异样的表情，就解释说，与日本人打交道久了，难免受影响。

我们接到何一为后，将车子直接开到了县医院。由于彼此不是十分了解，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太平间在医院最里层的一间平房里。守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鼻子很小，戴一付黑边眼镜，肥胖的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这样冷冰冰的人适合守太平间。她问我们找谁，汪启发告诉他找小男一雄，昨天由公安局送来的。她不说话，只是向我们伸出一只手。我知道她是向我们要介绍信。这是我在江夏县办事第一个向我要介绍信的人，我有点儿不高兴。汪启发就耐心地向她解释，并将执行公务证给她看。但她理都不理，埋着头看画报。汪启发的表情很窘，要我和小何稍等一下，他去找院长。

我与何一为走到平房外的小院子里，聊着天。

原来何一为的老家是河南驻马店的，从北京一所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到日本留了三年学，回国后就受聘到日本大使馆工作。

我原以为大使馆里的人应该都是从国内直接带来的人。小何连连向我解释，说除了主要工作人员外，作事务性方面工作的人员都是就地招聘的。小何又说到日本人的办事效益就是高，不像国内，办成一件事不知要人为地绕多大的一个圈子，并磨掉好多层皮。他说在日本，上班时间只能做本职工作，绝不能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象刚才那个老女人在上班时间看画报，只有国内才看得到。

我问他日本的警察是不是象我们一样忙？他说日本的治安状况要比我们好多了，所以警察的工作要清闲得多。治安状况的好坏直接与人的素质相关，中国人的素质确实有必要提高，但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小何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同情，说我们直接面对社会的最基层，不仅累而且复杂，工作上稍有差池，容易引起社会上的反响，压力太大。

闲聊的当儿，汪启发将医院的院长带来了。院长我认识，姓丁。看见我他连连陪小心，他说这是医院才定的纪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来查验尸体必须出具相关的证件。

“既然曾队长亲自来了，证件就免了。”丁院长朝我点了点头。

守门的老女人板着脸将太平间的门打开，一股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阴森之气扑面而来。生和死的界限好象就隔着这摸不着看不见的这股子气似的。县医院的太平间我不知来过多少次了，大小只有三十多个平方，踏进那扇包着白铁皮的大门，让人感觉仿佛进了一家中药铺子，三面墙上都整齐划一地排列着一个个大抽屉，每个抽屉的正中编着号码。那老女人使劲将七号抽屉拉出来的时候，一股白色的冷气带着浓浓的福尔马林气味从抽屉里弥漫开来，呛得人陡地屏住呼吸。

汪启发将一床白色床单揭起，小男一雄冰冷的脸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家伙除了头发和眉毛上结了一层淡淡的霜花以外，其他与那天他死后躺在床上时的模样没有两样。

何一为向前走了一步，探头朝抽屉里看了看，又瞅了我一眼，那意思是问：是小男一雄吗？

我点点头，说：“就是他。”

何一为从挎包里取出相机，在不同的角度朝着抽屉里的小男一雄一连照了几张。不到一分钟，他该做的事情就做完了。

将相机放进挎包时，何一为问我：“尸检报告出来了吗？”

我说：“出来了。”

他说：“我得将这些照片附在报告上，好向日本人交差。”

走出太平间时，丁院长仍站在门口与那老女人聊天。他与我打招呼：“这么快就完了。”

我说只是照几张照片，很简单的。我突然想起杨浦，就问：“丁院长，报社的那位杨记者伤得怎样？”

“命是保住了，”丁院长说着，摇了摇头，“但结果不好。起码也是个半痴呆。”

“伤那儿了？”汪启发递一根烟给丁院长。

“身上三刀，但不要命。要命的是后脑勺那一刀，将脑浆都砍出来了。现在的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下手这样重。”丁院长叹一口气，一脸不解。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他解释，只是朝他摇摇头，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窘迫。随后我向他道了谢，就与汪启发和何一为一道离开了县医院。

将何一为送回宾馆后，我与汪启发一道返回局里，临别时，我与何一为约好，晚上我请他吃饭。说实在话，我感觉何一为这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