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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凯蒂在东京度过童年,她就读于美国学校,这说明了何以她的英语流畅无瑕。身为特权阶级,她拥有多种享受:芭蕾课程、美式圣诞节、私家轿车接送。虽然如此,她的童年很寂寞。她比最年轻的同父异母姊姊小十岁,一个住在瑞士的银行家哥哥,大她整整三十岁。更糟的是,她母亲二姨太的地位,让她在家庭阶级制度里与仆役无异。六十四岁的元配和五十二岁的大姨太,十分忌妒凯蒂年轻美丽的母亲,她们用尽一切手段来削弱她在家中的地位。正如凯蒂向济马的解释一样,那就像生活在中国皇宫里,敌对斗争、派系倾轧、阴谋陷害、无声圈套、虚假笑容等如影随形。将军自己鲜少露面。公务不缠身时,他便把时间花在各个声名狼藉的年轻女子身上。东京遍地诱惑,这类混迹脂粉的机会取之不尽。他后来包养了一个情妇,为她准备高级的寓所,花大笔银子讨她欢心:砸钱买衣服、珠宝、最后是跑车。但这些终究不够,连痛得要命、所费不赀的性能力治疗也扭转不了情势。那位情妇开始移情别恋,有天晚上将军出其不意地走进金屋,却发现她躺在一个年纪比他小的男人怀里。接踵而来的打斗惨烈:尖叫声、锐利的指甲、血迹斑斑的破衬衫。那是一个蠢老头最后的人生假象。将军回到家,把扯烂的衬衫挂在自己房中,贴了一张纸片在衣服上,纸上写着事件发生的日期: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在他有生之年,他就让衣服这样挂着,把它当成纪念碑,独自回味坍塌的虚荣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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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凯蒂的母亲过世,但济马不清楚是何原因或状况。那时将军已年逾八十,体力渐衰,他突然对小女儿大发父爱,安排她到美国的寄宿学校就读。凯蒂到麻州进入私立费尔汀高中就读一年级时,刚满十四岁。照她的个性,她很快就融入环境,为自己找到适当的定位。她演戏跳舞交朋友,努力读书获得好成绩。待到第四年时,她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回日本去。也不会再回台湾或是其他地方。美国变成她的国家,她用继承来的小额遗产支付茱利亚音乐学院的学费,并搬到纽约来住。她已经在这城市住了一年,现在刚开始第二年的课程。

“听起来似曾相识,对吧?”济马问道。

“似曾相识?”我说:“那是我听过最有异国情调的故事之一。”

“那只是表面而已。撇开一些地方色彩,其余的跟我所知其他人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当然啦,还要加加减减一些细节。”

“嗯,好吧,我懂你意思了。暴风雨中的孤儿,诸如此类的。”

“完全正确。”

我停了一会儿想想济马说的事。“我想是有些相似之处。”我最后说道:“但你真认为她说的是真的?”

“我无法证实。不过基于到目前为止我对她的认识,如果不是真的,我一定会很震惊。”

我啜了一口啤酒点点头。很久以后,在我更了解凯蒂的为人后,我才知道她从不说谎。

跟济马同住愈久,我愈不自在。他替我支付休养身体所需的费用,虽然他从未抱怨过,但我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其实不很稳,这样无法再持续多久。济马从纽泽西的家里得到一些帮助,但基本上他得赚钱养活自己。大概是同一个月的二十号吧,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学校提供助学金请他来念──学费全免再加上两千块的津贴──就算这笔钱在当时算是丰厚,也不够一年的开销。但他还是继续照顾我,无怨无悔地逐渐掏空微薄的存款。济马会这么慷慨大方,除了纯粹的利他主义外,一定还有什么理由。回溯我们仍是室友的第一年,总觉得他有点受我威胁,被我完全愚蠢的行为给压制住,可以这么说吧。现在我为生活所逼,也许他觉得这是个取得优势的机会,调整双方友谊内部平衡的时候。我怀疑济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但现在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头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尖锐的优越感,很难不去察觉他从取笑我当中所获得的快感。我有点厌烦,但也没动怒。我那时的自我评价滑落到谷底,暗地里欣然接受他的烦扰,把它当成一种制裁、一种罪有应得的惩罚。

济马个头小、身体结实、头发黝黑鬈曲,一副从容正直的样子。他戴着金属框眼镜,这在当时很流行,刚蓄的胡须让他看来像个年轻的犹太教士。我在哥伦比亚所认识的大学生里头,他是最有才气最勤恳的一个,要是他能坚持下去的话,绝对具备成为优秀学者的潜力。我们对那种晦涩难懂没人记得的书有相同的热情(莱克福隆的《卡珊卓》、乔丹诺·布鲁诺的哲学对话、约瑟夫·朱伯特的笔记,这里只提出几个我们一块发现的东西),但我只有狂热,而且是分散在这些作品上,而济马却是周密完善、有条有理,专注的程度常令我惊讶。尽管如此,他并未因自身的评论天赋而沾沾自喜,反倒把它们当成次要的事。济马对生命的主要关注在于诗的创作,他花大量的精力时间在上头,仔细地推敲每个字,好像世界的命运就维系于他所勉力维持的平衡一样──当然,这是惟一合理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济马的诗正如同他自己的身体:紧密结实、连绵紧凑、羞怯腼腆。他的意念绵密交织,我常难以领会其中的深意。但我还是很佩服那些诗的奇特以及语言文字坚若盘石的质地。济马信任我的意见,而每当他问的时候,我也总是尽可能地坦率并给予鼓励,但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也不会客气。我自个儿是没什么文学抱负,这就让一切比较简单。如果我批评了他的作品,他很清楚这不是由于我们之间不曾挑明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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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去两三年来都跟同一个人在谈恋爱,对方叫做安娜·布隆或布农,我不确定是怎么拼。她住在纽泽西市郊济马家的对面,跟他妹同年级,也就是说比济马小上好几岁。我只见过她一两次,她是个娇小的黑发女子,脸蛋满漂亮的,看起来精神奕奕、很有活力,我觉得她对济马这种认真的个性来说,也许太难掌握了。夏初,她突然飞去找在异国担任记者的哥哥威廉。从那时起就音讯全无──没有信,没有明信片,什么都没有。几个礼拜过去,他对这种缄默越来越感到绝望。他每天都到楼下看看信箱,用这个仪式开始每一天的生活,而进出大楼也一定会去开关那个空荡荡的信箱。连清晨两三点,这种根本不可能有信送来的时间也一样。但济马无力抗拒这种诱惑。很多次我们两个在街角的白马酒馆喝啤酒喝到半醉回家时,我就会亲眼目睹那番痛苦的景象,我的朋友摸索着信箱的钥匙,盲目地伸手探寻不存在的东西。也许那正是济马何以能容忍我待在他家这么久的原因吧。撇开别的不谈,我是个可以聊天转移注意力的对象,是个古怪又难以捉摸的有趣慰藉。

不过,我仍是他经济上的负担。他愈不提这事,我感觉就愈糟。我打算等身体够强壮时就出去找工作(任何工作,什么都没关系),开始偿还他花在我身上的钱。虽然无法解决另觅住处的问题,但起码我说服济马让我睡地板,他自己则回床上去睡。换房后几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开始了。开学第一个礼拜的某天晚上,他拿了一大包文件回来,郑重地宣布他一个在法文系的朋友接了急件翻译,现在才发现自己没时间做。济马问她愿不愿意把工作转包给他,对方同意。那些手稿就是这样来的,那是冗长乏味的档案文件,约有一百来页,都在讨论纽约法国领事馆的架构重组。济马一提到这个,我就明白自己派上用场的机会到了。我法文跟他一样好,我这么跟他解释,既然目前我没什么重任在身,何不把翻译交给我呢?济马反对,但我已经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逐步瓦解他的防线。我想结清我们两个之间的帐,我说,而这份工作是最快最实际的办法。我会把钱给他,有两三百块吧,那这么一来我们就扯平了。最后这个理由终于说服了他。济马喜欢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不过一旦他明白我的心理健康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时,他立刻就退让。

“好吧。”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么重要的话,我想钱可以平分。”

“不。”我说:“你还是不懂。钱全数都归你。不然这一切没有意义。每分钱都要给你。”

我得到我想要的,几个月来头一次觉得人生又有了目标。济马早早就到哥伦比亚去上课,其余时间我可以自由使用各种设备,坐在他书桌前心无旁骛的工作。原稿的文笔很差,净是官样文章废话连篇,但愈麻烦我反而觉得这项任务愈有挑战性,我非从那些断章取义的拙劣字句里,找出一点象样的意义不可。这工作的困难度正好激励了我。要是这个翻译再容易一点,我就不会觉得在为过去的错误做适当的赎罪。就某项意义而言,这个计划的一无是处正是其价值所在。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判锁上手铐、脚链做苦工的犯人。我的工作是用大锤子把大石头敲成小石头,再把小石头敲成更小的石头。这份工作没什么目标可言。但其实我不关心会有什么成果。工作本身就是结果,我要献身工作,决心当个模范受刑人。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有时会到邻区闲晃,让头脑清静一下。现在是十月,纽约一年里头最棒的月份,而我喜欢研究初秋的光线,观察它斜斜落在砖造大楼上所呈现的清新澄明。夏天已逝,冬天仍远,我品味着炎热和寒冷之间的平衡。那些日子到过的每个地方,都在谈大都会队。那是所有人都想着同一件事的稀有时刻之一。每个人都随身携带晶体管收音机收听比赛,人群聚集在电器用品店的橱窗前,看着无声电视里的画面,欢呼声从街角酒吧、公寓窗户、不知名的屋顶中迸出。先是季后赛的亚特兰大,接着是世界大赛的巴尔的摩。十月的八场比赛,大都会只输了一场,当冒险落幕后,纽约又来一场彩带游行,这次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越了两个月前为航天员所举办的疯狂游行。那一天有超过五百吨的纸片落在街道上,这项纪录到现在还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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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在艾宾顿广场吃午餐,那个小公园在济马家的东边,有一个半街区远。那里有为儿童设计的简易游乐设施。稿子里头都是死气沉沉的语言,身旁则是横冲直撞、尖声大叫的小孩子,脸上满是热切兴奋、不顾一切的神情,我喜欢这样的对比。我发现这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所以偶尔会带工作过去坐在吵闹的地方翻译。结果就是在那个十月中旬的某天下午,我终于再见到吴凯蒂。那时我正在跟一个棘手的段落缠斗,等到她在我坐的长椅上坐下时,我才留意到她。济马在酒吧对我说过那番话后,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而相遇的那份偶然使我卸下了防备。过去几个礼拜我一直在揣摩,再见面时该说些什么漂亮的话,现在她活生生就在我面前,我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哈啰,作家先生。”她说:“真高兴看到你又能起来走走。”

她这次戴着太阳眼镜,涂着亮红的唇膏。因为她的眼睛藏在太阳眼镜后面,我只能克制自己不去注视她的双唇。

“我不是真的在写东西。”我说:“只是翻译,赚点小钱而已。”

“我知道。我昨天碰到戴维,他都跟我说了。”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在谈话中变得比较不拘谨。凯蒂有种天赋能让人卸下心防,很容易就认同她,对她的存在感到自在。很久以前维克托舅舅曾告诉我,一场谈话就像跟对方玩投接球一样。一个好的伙伴会把球直接投入你的手套里,让你漏接不了;换他接球时,他会接住你投给他的任何一球,就算是丢歪了或丢太轻也没关系。那正是凯蒂在做的事。她不断地把直线慢速球丢进我手套里,换我把球投回去时,她就会想尽办法接住球,连防区最远的地方也不放过:跳起来接杀划过头顶的球,敏捷地扑左窜右,向前疾冲翻滚,轻轻地接住球。不只如此,她的技巧高明到让我觉得自己是故意丢烂球过去的,好像我惟一的目的就是让游戏变得更引人发噱。她让我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好,增强了我的信心,也因此让她比较能掌握我投去的球。换句话说,我是开始跟她说话而不再只是自言自语,这种快乐比我长久以来所经历的任何事都要大。

我们继续在十月的阳光下说话,我开始想办法要延长这场谈话。我太兴奋太高兴了,不想让它结束,但凯蒂带着一个侧背包,袋口露出了一些舞蹈用品──紧身衣的袖子、运动衫的领子、毛巾的一角──让我很担心她就要离开去赶赴下一场约。空气中微有凉意,坐在长椅上谈了二十分钟后,我注意到她在微微颤抖。我鼓起勇气提了一些建议,像是什么天在变冷,也许我们该回济马的公寓去,我可以替我们煮杯咖啡之类的话。奇迹出现了,凯蒂竟然点头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我开始煮咖啡。卧房隔在客厅和厨房中间,凯蒂没在客厅等我,她坐在床上好让谈话继续。从室外转移到室内,改变了交谈的语气,我们两个变得比较安静比较犹豫,好像在搜寻诠释新台词的方式。空气里飘动着怪异的期待,而我自己很庆幸有煮咖啡的差事来掩饰突然占据我的困惑。就有事情要发生,但我太过害怕不敢多想,总觉得要是放任自己有所期盼,也许会还来不及成形就会被摧毁。凯蒂也变得很沉默,有二、三十秒的时间她一句话也没说。我继续在厨房里头瞎忙,打开关上冰箱,拿出咖啡杯和汤匙,把牛奶倒进壶里等等等等。很短一段时间我背向凯蒂,在我察觉前,她已起身来到厨房。她不发一语,悄悄地走到我身后,双手环住我的腰,头靠在我背上。

“谁?”我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是龙女。”凯蒂说:“她来捉你了。”

我握住她的手,在感觉到她肌肤的滑嫩时,试着要自己别发抖。“我想她已经捉住我了。”我说。

一阵短短的沉默后,凯蒂环在我腰上的手,抱得更紧了些。“你有一点喜欢我的,对不对?”

“不只一点。妳知道的。比一点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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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3(9)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等得太久,什么都不知道了。”

整个场景彷佛是我想像出来的。我知道那是真的,但同时那又比现实的还要好,投射出的不是我以往的经历,而是我想从现实中获得的东西。我的欲望非常强烈,其实可以说是无法压抑吧,不过因为对方是凯蒂,欲望才能有机会表达出来。一切都取决于她的反应,她举手投足间的微妙提示和讯息,她的毫不犹豫。凯蒂并不恐惧自我,她坦然地活在自己的身体中,没有一丝难堪也未曾多想。这跟她身为一个舞者或多或少有关,但也可以反过来说,正因为她喜欢自己的身体,才能够去跳舞。

在逐渐消逝的午后阳光里,我们在济马的公寓里做了好几个小时的爱。那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事情之一,到最后我仍深信自己已经因此彻头彻尾地改变。我说的不只是性爱或欲望的交换而已,而是内在高墙某种戏剧性的瓦解,自我孤独内心的震荡。我已经很习惯独处,从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我已经告别某一种人生,但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却没来由地落在我眼前,宛如天使般从另一个世界降临在此。你不可能不爱上她,不可能不被她就在眼前的单纯事实所撼动。

之后的生活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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