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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尾声

附录1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刘文辉）

附录２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后记（刘元彦）

附录３

祖父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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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2006年6月24日，是祖父逝世30周年。当时产生一个念头：把和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的情形写成一本小书，算作一个纪念。这个东西，不是为发表，不是为大众读者而写，只是给亲友们看看。后来，断断续续动手做了一点。但是因为工作忙，始终没有完成。

2007年，是祖母诞辰100周年。动笔写回忆作品的念头因此又起，并因原来的写作计划迟迟没有多少进展而感到某些不安，遂决定加快进度。

祖父刘文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他1895年1月10日（甲午年腊月十五）出生于川西平原上一个普通农家。在家乡受过家族私塾教育以后，于13岁上（1908年）离家到成都考入公费的四川陆军小学读书，此后又考入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四川从军。时值辛亥革命后的动荡年代，祖父在内战中逐渐崭露头角，十年中从一个下级军官变成四川军政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任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　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在其军事、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内战、经边、反蒋、联共、起义等活动。祖父的一生曲折跌宕，可以看作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转折的一个缩影。

我1951年出生于重庆，从那时直到1968年底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始终和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此后，到祖父1976年去世之前，我凡回北京探亲、办事，期间也是和他们住在一个家里。虽然从书上读到过一些有关祖父的被描写得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我多年所接触到的不过是一些寻常事情。事实上，解放以后，祖父就逐渐离开了政治，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开会、会客、读书、看报、散步、休假、生病、住医院、给后辈一些关心……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走他们的生活之路。即使是“*”中的抄家，也不过是和那时的一些人同样的一种经历，而且因祖父的特殊身份和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所受的冲击比其他许多人要轻得多。这便是本书取名“寻常往事”的由来。

在回忆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那些生活片段时，我不时会联想起我曾经读过的祖父的一些著述。我不想受章法所累，而是信马由缰，随思绪而去，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想摘引便摘引。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东拉西扯，不合章法。但愿如此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补文笔之拙。

对于祖父的著述，我从未做过系统的搜集因而也未进行过系统的阅读，只是阅读了一些顺便到手的东西。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游继业先生。游先生是父亲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好友。十多年前，有人要组织出版一批民国时期人物的著作，向父亲提出搜集并编辑祖父著作的要求。但家里并没有保留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著述。于是父亲就请在四川雅安的游先生帮忙到成都或雅安的档案馆查一查，看能否找到线索。游先生不负老同学之托，先后收集了几批资料寄给父亲，并说明了选择这些资料的根据。在此基础上，父亲做了初步的筛选和编辑工作。正当此时，原来的出版计划搁浅了，那批资料也就存放起来。后来，我把那批资料拿到家中，抽空陆续阅读。它们使我对祖父有了更多的了解。游先生已经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于雅安去世，在本书完成之际，我已经不能当面向他致谢，只能在精神上表示我的谢意。　。。

引子（2）

我还要感谢赵心愚、秦和平、王川教授。他们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编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其中收入了祖父1943年的著作《建设新西康十讲》。为了编这部著作，他们费了不少苦辛，如他们在“编者的话”中所说，“此书虽然印刷于1943年，间隔时间的确不久，然处于抗战最艰苦时期，一切服务于前线，后方物资相当匮乏，从简运作，《建设新西康十讲》用‘马粪纸’印刷，纸张黄黑粗糙，字迹模糊不清，且印刷数量少，坊间非常难寻。我们费了很大功夫及相当经费，才得以寻得一册，又花费不少时间，终于输入完毕。”《辑要》于2006年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出版后，我很快收到秦和平教授的赠书。祖父的这本著作我虽然知道，但此前并未读过。新的印刷出版物纸张洁白，字迹清晰，我很快读完了。在我写的这本书中，有多处引到《建设新西康十讲》的内容。

如前所述，《寻常往事》本来只是打算写给亲友们看的，没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变想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学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为熟悉，知根知底，我们有时也聊到一些“前朝旧事”。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应该写点什么给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们社会学者常常要了解别人的生活史，我们自己的生活史为什么不能也让别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过我正在写一些回忆祖父、祖母的东西，但我的稿子没有给他看过，所以他虽然使我动念，但对于本书他没有任何“责任”。

另一个，也是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推动的人，是有多年编辑出版经历的王燕妮女士。2006年，她在养伤期间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学前辈潘光旦先生的书。这本书作为北京硕良公司策划的“背影丛书”之一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和策划者、出版者交流的过程中，她提到了我和我的祖父，引起对方的兴趣。她随即向我转告出版者的兴趣并动员我写一本和祖父有关的书。我告诉她，我倒是写过一些片段，但都是“寻常往事”，甚至是琐事，并夹杂自己的学术习惯带来的引证，不适合广大读者口味。她坚持要我寄两篇给她看看。我寄去了两篇，一篇是日常琐事，一篇则多有枯燥的引证。不料她认为很有意思，并把稿子转给了编辑吴超先生。同样，稿子得到编辑的认可。既然如此，就抓紧写作吧。

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过去听父母讲过的事，我又向父亲、母亲进行了核实；有的事情的时间，记不大准确的，我和世昭、世旭、世昕、世宽在家庭聚会时共同回忆确认过；书中的照片，有多幅是世昭提供的；祖父的年谱，由我和世宽共同编写；已经被拆掉的旧居的草图由世昕绘制。这个大家庭的和睦，令我心情舒畅。

根据吴超先生的建议，祖父写的回忆文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作为附录收入到本书中，以便于读者对祖父有更多的了解。这篇文章完成于1962年1月，最初刊登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1979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祖父的一部文集，文集的名称就取用了祖父这篇回忆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则被作为首篇选入。在这部文集出版之际，父亲写了一个“后记”。本书也将这篇“后记”作为附录收入。

作者（2009年1月26日，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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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戴家巷（1）

我1951年5月出生在重庆。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内的戴家巷。我出生后一年，即1952年，父亲去了北京。1953年，母亲带着姐姐也去了北京。哥哥和我就留在祖父、祖母身边抚养。祖父是因为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而来到重庆的（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953年初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　后者撤销于1954年，　这段时间我们家一直住在戴家巷15号。此后，祖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我和哥哥又随祖父、祖母来到四川省会成都。

父亲和母亲离开重庆时的情景，我很小就顽固地坚持认定我有记忆。我说，我记得父亲走前拍了我的屁股一下，母亲走的时候我到了码头。别人不信，说母亲走时你两岁还可能记点事，父亲走时你一岁是不可能记事的。后来想这事，究竟是有记忆还是后来建构的情景是搞不清楚的。但即便有后来的建构，建构者是谁呢？我仍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回想起来，我自己、祖父、祖母、带我们的保姆，都应在其中。他们都常常提到父亲和母亲。1955年，祖父、祖母带我和哥哥到北京来短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一点没有觉得与父母有生疏感。

重庆是山城，戴家巷位于山坡上，从家中可以俯瞰嘉陵江。据母亲讲，我出生的那天，天上雷雨闪电，嘉陵江涨水，祖父说，“这孩子该不得要生了吧。”果然，当天夜里，母亲腹痛，送到医院不久，我便降生了。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并且有一段时间和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在祖父身边工作的人有时逗我玩时就说，你晓得你是哪里来的？是大水把你冲来的！

又添了一个孙子，祖父、祖母自然高兴。据父亲不那么确定的回忆，我出生后正好有祖父的一个朋友来访，此人广交游，带有几分江湖气。我的名字刘世定中的“定”字似乎就是他向祖父建议并被采纳的（“世”字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哥哥世昭，出生于1948年12月；姐姐世旭，出生于1950年1月。还有两个弟弟，世昕和世宽，分别于1955年1月和1956年4月出生于北京）。这是在祖父去世多年后有一次我和父亲闲聊中他说起的情况。祖父在世时我从来没有对我名字的起源好奇过，所以也没有问起过有关这方面的事。

近年读祖父的著述，恰好发现一则对“定”的解释，这是他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论述经边的“三化”政策（即“德化、同化、进化”政策）时讲到的，且录于下：

“何以德化政策优于威服政策？――《论语》上有一段话，可以证明。《论语》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谓‘杀’者，就是威服，所谓‘德风’，正是‘德化’。《论语》上这一段话，是说明威服政策不如德化政策有效，这个道理，非常显明。因而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一个‘定’字。古人谓天下如何才能统制，则曰‘天下恶乎定’？但是只要以杀为能事，就会演成循环的仇杀，当然就没法‘定’了。”

“何以同化政策优于分化政策――也是极其显明的事。在前面说过，政治的基本要求，在一个‘定’字。但是要达到‘定’的境界，有何方法呢？孟子说‘定于一’，所谓‘一’者，就是整个的意思，而与‘分化’之义，可谓恰恰相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重庆戴家巷（2）

祖父讲这些话时，距我出生尚有近十年，当然不能作为给我起名缘由的直接根据。但作为反映其思想的一个脚注，也不无参考价值。

小时候家里请了保姆来带我们。在重庆带我的保姆姓何，被称叫“何何”。她小个头，精力充沛，非常爱整洁，一身中式斜襟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收拾得整整齐齐。大概受她的影响，我小的时候注意清洁到一度几乎有“洁癖”。上街鞋子脏了，总要弄干净才善罢甘休；摔个筋斗裤子脏了要拍半天。1955年祖父来北京开会，把我和哥哥也带来北京。从湿润的南方到了干燥的北方，总觉得到处土泛泛的很脏。上街走一会儿就觉得衣服上都是土，于是拍个不停，此举在家中传为笑谈。不过后来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最耐得衣衫肮脏的恰恰是我，也许是物极必反吧。至于对北京到处是泛土的感觉，1959年移居北京之初仍很强烈。后来到山西雁北插队，经受了沙尘暴洗礼，回到北京时竟觉处处清洁。雁北地区年年冬春季节风沙极大，严重时搞得天昏地暗，能见度只有五六米。坐在屋里看书，一页看罢书上就可以抖下尘土来。近年北京也遭受沙尘袭扰了，生活在这里即使有洁癖也没有办法，而没有洁癖回到家来也难免要拍打身上。

有关在戴家巷生活时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零星的片段、偶然闪过的场景。

一个场景是附近有一家商场（母亲后来告诉我那个商场的名称是“群利商场”），商场中有一个木制的鸭子，内有机械装置，“鸭子”不断地点头把嘴伸到水池中去“喝水”。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每次到商场来，总要看一阵“鸭子喝水”。到这个商场来，还有另一个吸引我的东西，那就是被我称为“冠生园水”的饮料，实际上就是果子露水。不像今天的城市家庭，只要不怕孩子长得太胖，甜饮料可以充足供应，而当时，果子露水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家庭中也是难得喝到的。

我到商场去做的这两件事是母亲记得清楚的。但是她还记得的一个举动我却毫无印象。那时正值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十分亲密的时期，街上的扩音器里常播放“莫斯科－北京”这首歌曲。大概是听的次数多了，每次上街听到这首歌曲播放，我便跟着唱，但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莫斯科－北京”被我唱出来的是“毛公鸡”。后来到北京来与父母重新生活在一起后，母亲常讲起这段事，每次讲时她总是开心地笑。但我真是没有印象。这首歌我一直不会唱，直到今天仍然不会，会的只是一句：“莫斯科－北京”。说不定还真的是那时的记忆，要不怎么只会这一句呢？

关于家里面的情景，我印象较深的是驻扎在家里前院有一个警卫班。警卫班的战士都著解放军军装，手持长枪。黑亮的冲锋枪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祖父的警卫一律是穿便装、带手枪，看到他们，我头脑中常跃出那些穿正规军装的军人形象。这些解放军战士，凡两人以上一起行走，必成队列，未有丝毫懈怠。

家中客厅里的灯光曾使我觉得有点奇特：有的灯是彩色的。为什么要把灯光搞成彩色的？据说是用于跳舞的。记得这里举行过舞会，但我只是知道而已，并没有进去看过。我不记得祖父跳过舞，我觉得他不会跳，看他走路的步态和性格就不像，后来从父母那里证实他确实不会也不跳，祖母也不会。父母曾讲到，一次贺龙到家里来看到这样的设施后对祖父说，你可以办个舞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