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列拉·尼奇波连科,八岁。
现在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这已经是1944年的事儿了……
当时的我,大概已经八岁了吧?我觉得,应该是八岁……我们早已经知道,我们的父亲没了。别人还在等,等到了死亡通知书,但是仍然在等。我们手里有了可信的纪念章、证书。父亲的朋友辗转寄来了他的手表。这是他留给儿子的……留给我的……这是父亲在死前请求他这样做的。这块表到现在我还有,我珍藏着它。
我们一家三口靠妈妈微薄的工资生活,日子穷得叮当响。妹妹生病了,被确诊为开放性肺结核。医生对妈妈说:应该多做些好吃的,增加营养,要吃乳脂黄油、蜂蜜,应该每天——都吃点乳脂黄油!对于我们来说,这无异于黄金。一块金子……难以置信的东西……按照市场上的价格,妈妈的工资只能买三个小白面包,而用这些钱当时只能买两百克黄油。
我们还留着一件爸爸的西服,非常好的西服。我和妈妈拿着去了集市,找到了买主,很快就找到了,因为这件西服简直太漂亮了。这是父亲在战争开始前新买的,他都没来得及穿。西服一直挂在衣柜里……崭新的……
买主问了价钱,讨价还价后,把钱给了妈妈,而我的哀号声整个集市上都能听见:
“请别把爸爸的西服给陌生的叔叔穿!”
甚至有一个警察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经历过这些之后,谁敢说,儿童没有参与过战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