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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

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卡的人们都对它感兴趣。在贺卡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的诗句: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弗朗西丝,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一见她走进来,他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度过了四十五岁生日。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心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谁?”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人们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没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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