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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这诗不大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朕兆（见《列朝诗集小传》），虽为偏颇之论，却也指出了竟陵派诗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的时代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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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明后期其他诗人

公安、竟陵为晚明文学两大流派，但并不能笼盖所有的诗人。特别是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观，实际上仍维持着一定的影响。这里我们对公安、竟陵两派以外的一些诗人作简单的介绍。

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生平见后）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他的活动年代比三袁稍早，正当王世贞执诗坛牛耳、势力最盛的时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王、李旗下所不能包容的诗人，一是徐渭，一是汤显祖，说明了他在明中期至后期诗风转变中的地位。汤显祖的诗偏向于六朝风格的华丽，不同于当时一般人之推崇盛唐。一些短诗具有敏锐的感受，显示出晚明文人的思想特点。如《黄金台》：

昭王灵气久疏芜，今日登台吊望诸。一自蒯生流涕后，几人曾读报燕书！

一般咏黄金台的诗，多着眼于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延请天下士的故事，借以抒发不遇之感。此诗感慨才俊之士如乐毅者即使得遇明主，立功天下，仍不免遭谗去国，逃生他乡。而后人一代代蹈此复辙，实为可悲。诗中寓含了封建时代的“功业”不足以作为人生选择的意味。

与汤显祖年岁相仿的屠隆（1542—1605），字长卿，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万历初进士，曾任礼部郎中，因生活放纵而罢免。他是后七子诗派中“末五子”之一，但对诗歌的看法，却反对一味摹拟古人，主张“各极才品，各写性灵”（《论诗文》）。屠隆对“性灵”的解释虽不像袁宏道那样明确而透彻，但他对此曾一再强调，对于公安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先导作用，所以他实际是沟通复古派与公安派的人物。屠隆的诗作也多讴歌及时享乐，用笔舒放，与公安派有相近之处。

如《杂感》之六写一风采翩翩的“轻薄子”纵情酒色，宣称“行乐度年光，诗书不足观”，反映了晚明时代尊侠轻儒的风气。

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兴起以后，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系统遭到打击，一度显得冷落。但公安、竟陵派的诗不但在艺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他们注重个性的精神在当时社会中既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又不足应付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到了明朝末年，以东南地区复社、几社为中心的文人，重又申张七子的文学宗旨，在古典传统中寻求强有力的抒情表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与夏完淳。不过他们的诗作——

尤其是国变之际的诗作，伤时感事，慷慨悲凉，在复古倾向中已无暇斤斤计较于古人诗法，这和前后七子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与夏允彝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任兵科给事中，后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军事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心怀大志，其诗作或绮丽婉转，如《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二首，写他与名妓柳如是的亲密交往，“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或质朴深沉，如《小车行》用汉乐府民歌的风格，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明朝覆灭之后，他的诗尤其七律之作更向悲壮沉雄一路发展，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秋日杂感》：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

吴伟业以“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的评语，指出陈子龙诗既具有感情强度又注重辞采、声调的特点。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华亭人。父夏允彝、师陈子龙，都是明末讲究文章气节的名士。他自幼聪颖过人，十二岁便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王弘撰《夏孝子传》），具有天赋才华。因受父辈影响，喜谈军国事。

清兵下江南，他积极参与抗清斗争，事败被捕，慷慨赴死，年仅十七。有今人所编《夏完淳集》。

夏完淳的文学观点受陈子龙影响，主张复古。其诗作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和沉痛心情，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出于少年人活跃的情感，他的诗往往写得很华美，如《鱼服》诗中以“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写出在艰苦处境中坚持抗清的决心，用语相当精致；而像伤悼陈子龙的《细林夜歌》和感时自伤的《长歌》等歌行体诗篇，尤其显得意态激越飞扬，辞采鲜丽。当然，他有时也用简劲老成的笔法来表达沉重的心情，如《毘陵遇辕文》：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