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当然是301房间。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浪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了。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借此跳进我的房间,但说到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苏联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701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苏联,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真的,现在我越来越不想出门,每次出来,心里都有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要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701的猎物。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不想出来,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该所长不像我们首长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科学家”。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所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所长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像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不乘车的。不过,他对我的说法似乎有疑虑,却又不知怎么来责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的信任,我递给他证件,他认真地看着,不一会儿,笑逐颜开地上前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失敬失敬”的话。
彼此客气过后,我直截了当地指出: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钢笔)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页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了它一会儿,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幽默口吻地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他近看,远看,左看,右看,拿起来看,又放下来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责问我:“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地,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他惊奇了,忍不住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你看,仔细看。”
我说着,纸上就慢慢显出字迹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画先后顺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乌字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才。
乌字一号密码,是当时苏联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虽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形成证据,让人家抓住把柄后,有证有据地控告你。这感觉类似于一对偷情男女,他们隐秘的关系或许尽人皆知,但在没有确凿的把柄之前,谁都不能正当地奈何他们。所以,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格外怕留下人证物证,授人以柄。何况,当时我们跟该国的关系,虽然很紧张,甚至实际上已经敌对,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没有公开交恶。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破译他们密码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想法,一旦败露出去,对我们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权和声誉。说到底,这事情决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要败露也不能在我手上败露,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请有关技术人员做了高级隐形处理,在纸面上刷了一层白色的隐形粉。一般只有行动局才这么干,因为他们要出境,有必要。但我觉得我此行的处境比出境还要可怕,还要险恶。我说过,我是个过度谨慎的人,因为长期过度的谨慎,我甚至已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给人的感觉有点阴冷,吃不透。因此,下面人背后常叫我“地雷头头”。
隐形粉在消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所长大人,看得所长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说:
“就一个。”
“就一个?”他又问道,“有什么具体要求吗?”我说:“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学研究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我说:“那么,二是要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他说:“要懂俄文……还有吗?”
我说:“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他说:“这是三,四呢?”
我说:“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他说:“这是四,五呢?”
我说:“没有了。”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