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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使秋夜上梁山

＇史纪感言＇　我们无法回避一个现实：白衣天使也是人，也生活在柴米油盐大白菜之中。天使站在局促斗室的小窗下，看着高楼大厦把偌大个天空分割成几片碎块，愤愤不平。天使不快乐能给病人微笑么？也许，有钱人最快乐，可有钱人瞧得起你么？你也许会说我是来医疗消费的，我是上帝呀！可天使正烦着呢，医患关系能不紧张么？天使穷愁潦倒内外交困，又面临下岗威胁，想起水泊梁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路见不平还能一声吼，他决心要卸掉美丽而沉重的双翅，还原一个凡人的身份了。

我叫刘显刚，男性，45岁，辽宁省沈阳市人，副主任医师职称。

1984年我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专业后，分配到辽宁省铁岭市一所二甲医院担任内科医生。这家医院有一千多名职工，五百张病床，医疗设备也不错，承担所在区域40余万居民的医疗工作。我蜗牛般一呆十多年，月薪最高盼到780元。妻子卉艳是病房护士长，勇敢冲破家庭阻挠和我结合，婚后生了个儿子，我因之格外地宝贝她。院方分给我们双职工一套两家合住的54平方二居室。一间较大的11平方的居室我们住，装下傢俱后连转身都困难。药剂员小龚，三十多岁的离婚女人拖着个儿子，谁见了谁可怜，院方就让她住进我们8平方的小居室。

无意中，院方已经把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和谐、快乐、充满阳光的希望，被人性中的自私击得粉碎。小龚是风风火火的脾气，三天两头找茬儿，而卉艳的伶嘴俐牙也是半句不让人。上不得台面的琐事成为斗气拌嘴的借口，战争不断升级，厨房划了一道线，阳台拉着两条晒衣绳，厕所按放两个纸筒……卉艳有时会像祥林嫂似地唠叨：“有一套房子就好了，有一套房子就好了……”我看了都害怕，心在滴血。我们下定决心积钱买房。终于从三口人的牙缝里抠出七、八千元，天边出现了一抹曙光。

命运，威严而不可抗拒，买房成了奢侈妄想。2000年6月，“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的民谣不幸应在我父亲身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父亲肺癌去世不到一年，2001年8月母亲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一人致病，三代受穷”真乃血泪箴言，我们那几千元只够几天药费，还向对我们夫妇尚未释怀的岳父母借了一万多元。

妻子卉艳从唠叨房子变成数落还债：“看人家小赖、老贺，和你一拨儿毕业，谁不是到底下医院寻找个阑尾炎切除啥的，就有千把元赚？你倒好，七尺男子人高马大，倒拉下一屁股债！破内科有啥干头，当初院里叫你干外科，你吃错药还是脑袋进水了死活不干，这下好了，跟你死活受穷吧！”

卉艳骂得痛快，眼睛里的冷漠、麻木的阴影因此消失了；反倒令我放心许多。我男子汉海湾般的胸怀，不就是让她这只无助的小船停泊喘息的么？我愁白了头发，世上还真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呀！

我躺在斗室的双人床上，看着结婚时的桌子柜子，油漆斑驳脱落，越看越像烧伤病人的疤，深一块浅一块。而身子下的床铺，一动咯吱乱响，有一天，七岁的儿子问卉艳：“妈，昨夜爸欺侮你啦？”卉艳满脸通红，抬手给儿子一巴掌，儿子还没哭出声来，她自己眼泪已经断线珠子似的扑簌簌落下。第二天，卉艳就把儿子送到娘家。

“刘显刚，你是男子汉么？”我这样诘问自己。大丈夫，战争年代，骑马挎枪走天下，逢敌亮剑当英雄；和平时期，事业成功，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把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送儿子读贵族学校，孝敬老爹老娘岳父岳母名烟名酒*脑白金，哥儿们吃饭买单时不再低头装孙子而是高扬信用卡吆喝：“小姐，我刷卡！”可我，刘显刚，二百元一套西装逢年过节装门面，妻子的白里透红的脸蛋儿，爬满蝴蝶斑快成松树皮了，几回回梦到老鼠啃着自己的心尖儿一揪一揪的疼。

卉艳见我愁容像阴雨菲菲连日不开的天色一样，上班前两手抱着我双肩反倒安慰说：“别愁坏身子，横竖我们娘儿俩跟你慢慢熬就是了。装点笑容，人家病人排了半天队，可不想看到你阴着脸。”

可是，你自己就有笑容么？卉艳带回的信息，又在一家人心头压上一座大山。院部下达通知，为了进三甲医院必须购买够水平的设备，每位工龄10年以上的医师必须交4000元，护士交2000元，三年后归还，否则下岗待命。院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把进三甲当成仕途政绩，帐上没钱，又不能抵押住院大楼贷款，只好把办法想到医护人员的身上。

四眸相对，无语凝咽。卉艳把要送到娘家的儿子的生活费又放回去，说道：“只好再求我爸妈了，总不能双双下岗呀！”我的心肝像被揪成一团，恼羞成怒地喊道：“还嫌我不够丢人？”卉艳也不示弱，把枕巾往地上一摔：“自尊，自尊能当饭吃吗？”

卉艳的父亲是区教育局长，哥哥姐姐弟弟上的都是名牌大学，留在北京上海天津“出息着”。当初，她爸爸就极力反对我们的结合，后来如花似玉的女儿成了黄脸婆又归咎我一人，“全看在小外孙脸上”的话就是这个老头子说的。

倒是卉艳先自软下心来，喃喃自语道：“都怪咱们一个月才挣七八百元嘛，要是像乔老师他们两口子，在A市打工，一个月一万多，还愁啥呀？”

我忽地打了个激凌，一个模糊的念头电光石火般在脑际一闪。人的命运常常取决于瞬间。我拍案而起：“老子不干了，你把乔老师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也是男人，我也是副主任医师！”

我把卉艳吓着了。“那么远的地方，你孤身一人！辞了职丢了工作你疯啦？”

乔老师是卉艳读卫校时的生理科教师，当医生也是半路出家，她的丈夫武老师是我实习时的指导医师，一次肠套叠手术不成功，病人部份肠坏死，出了大事故后，不得已带着老婆闯荡A市去了。如今武老师历练出来了，成了整形一把刀，专门在女人脸盘和胸部雕刻美丽。据卉艳说：“他们一年赚十几万元哪！”但卉艳说人家是夫妻闯天下，而且那边有亲戚，我们岂能与之相比。

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有一件说不出口的事情改变了卉艳的想法。

和我们住同个套房的药剂师小龚的儿子十五岁了，在客厅搭了一张单人床。十五岁的孩子正是猪狗都嫌的时候，也许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缘故，不知从哪学来恶作剧：经常蹲在我们卧室门旁“听床”，听到得意处就敲一下门，让我们吓一跳嘎然而止。那一夜，居然惟妙惟肖学一声卉艳的呻吟。卉艳怒不可遏，跳下床开门出去，不料碰到在厅堂上打毛衣的小龚，先声夺人道：“用得着那么惨叫么？”卉艳咬碎贝牙，“怦”一声巨响把门关紧。

卉艳站在我面前的形象，至今烙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消逝。她两手插腰，胸脯起伏宛如开水壶冒着热气，眼睛里迸溅蓝色的火苗，恶狠狠拿我出气：“活不下去了，再也活不下去了！你走，你走，是男子汉你就走得远远的，没挣一套房子你别回来！”

第三天我就辞掉那个类似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般的医生职位，离开了令我留恋但更多的是令我失望和哀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