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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专班，分工负责组织货源。除靠原襄阳地区的谷城、光化、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外，还有专门班子到陕西安康组织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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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7）

由于督办得力和各地同心协力，每天到货量很大，有时一天就到几十万、上百万斤的土材料，木料一次都是几十个木排从江上漂来，每个木排十立方米，草包一到就是几万、十几万条。那时坝上右岸未淹没的黄土岭，是我们堆土材料的场地，说堆积如山一点也不夸张。

大坝10万大军的粮、油由粮食部门经营，我们除了经营生产资料外，还负有生活用品的供应。在解决蔬菜副食品供应上，任务也很艰巨。仅蔬菜一项，每天需10万斤左右。当时当地的情况是，平地水田作为大坝施工的场地和配套的房屋建设，仅剩下左右两岸为数不多的黄土坡地。土地贫瘠，遇旱无收，加上“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方针，生产队还不敢大种蔬菜，就是种一点菜，产量也很低。蔬菜来源主要是光化、谷城，但远水不解近渴。每天总共上市量也不过万斤左右，这对10万大军来说，真是杯水车薪。民工意见很大，吃饭无菜，只能以盐水调剂口味，不仅影响了身体，也影响了施工进度。

鉴于上述情况，工程指挥部党委在建设纲要20条中提出了生产、生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在第15条中明确提出：做好职工福利工作，各个伙食单位利用工余时间种菜、养猪、捞鱼，力求将来作到蔬菜自给、肉食自给。我们根据工程指挥部纲要的精神，在解决副食品问题上采取了五条措施：即种植、采购、加工、饲养、开采。

种植：我们当时把丹江公社，即现在的茅腊坪村，当时有400多户，1000多人，3000亩土地，全部改建为农场。此外，除农场以外的凡属丹江公社辖区生产队的土地也均以种蔬菜为主，经营方针也由原来的“以粮为纲”改成了“以菜为纲”。

采购：俗话说：“百里不贩青”，可是我们实在无法，来了个千里进蔬菜。当时购进的有河北省的大白菜，山东省的大葱，河南省的萝卜，四川省的大头莱和榨菜。特别是我省周边的河南、湖南、江西、陕西等省，我们都购过各种蔬菜和酱菜。

加工：为了弥补青菜的不足，经过申请批准，每年用粮食部门拨给我们的几十万斤豆类加工粉条。我们除在当地的公社、大队建立粉条加工厂外，在光化、谷城、襄阳等县也建立了固定的加工点，并开展了以豆子换粉条的业务，这样每年可组织几十万斤粉条。

养殖：当时肉食供应凭票计划，每人每月一斤，各大节日另加　半斤到一斤。虽有指标，但不一定有货源。大家意见很大。为此，我们发动各伙食单位饲养牲猪。为了促进各单位多养猪、养好猪，我们把粮食部门加工大米、面粉后的谷糠和麸皮，全部收购过来，经过粉碎加工成饲料供应给各养猪单位。

开采：民工食堂主要靠烧柴，于是各个伙食单位抽调民工四处砍柴，由近及远。柴割完了，见树就放，见疙瘩（即树根）就挖。丹江口周围几十里内砍成一片秃山，群众称为“三光”，即杂柴砍光、树木放光、疙瘩挖光。这种不良做法一度引起工程和地方的关系紧张，出现了民工和当地社员为此事打架斗殴，群众找到指挥部告状。附近社队尽管大力支持，但没有柴源了，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我们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组织专门队伍砍柴。1960年上半年，从工程上精简下来的民工中要了100多人，成立了一个服务大队即砍柴大队，带上油布帐篷和炊具，开往均县盐池河公社，专门砍柴。

在那段岁月里，国家经济困难，物资基础薄弱，各种商品供应均很紧张，主要商品都是实行计划供应。我们除了按上级的计划供应外，另对一些小商品还实行了分配制。如火柴、肥皂、食糖等，均根据进货数量大小印成票证，把票分配给各单位，再由各单位把票分到民工手中，由民工持票到门市部购买。货物不足，有人拿到票还怕买不到货，这样，便出现了门市部一开门大家就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有时把柜台都挤跑了。

丹江工地商业局从1958年11月成立，整整为建设丹江口大坝服务了11年，直到1969年11月撤销，划归均县商业局，即现在的丹江口市商业局，确实是白手起家，在艰难中生存，在艰难中发展，在好转中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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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8）

千军万马筑围堰、截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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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江口我有幸巧遇了我中学时代（襄樊四中）的老校友、汉江集团原宣传部部长常怀堂先生，高我八届的常怀堂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丹江口水利枢纽，他用手中的笔记述了大坝建设的日日夜夜，他同时用自己的良心为丹江口库区移民艰难的处境不断向中央写内参。在丹江口大坝风雨沧桑了30多年后，在汉江被拦截、最终成为今天的“调水源头”之后，常怀堂记述的千军万马筑围堰、截江流的日子，向我们再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原是部队文化教员，1958年底调到丹江七师即天门县民工师宣传部办《工地战报》。为了办好《工地战报》，除了掌握一些重要宣传资料外，更主要的是深入工地，同时也参加一些总指挥部、师部的战地会议。这样，把每天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集成了我的“工地日记”。下面便是我从“工地日记”中筛选整理出的资料，大部分是身临其境的记述，以此作为建设丹江口大坝的纪念——

1950年，党和政府就派了大批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到汉江各处进行勘探，几年中先后钻探达3万多米。1958年3月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库工程动工兴建。

1958年9月1日，10万劳动大军陈兵丹江口汉江左右两岸，设在山崖上的“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部”于上午9时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破土开工的号令。

“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右岸黄土岭、风凰岭一朵朵烟云冲天而起，土石如同飞蝗，遮天掩日，高高的黄土岭、凤凰岭顷刻塌了半边。

腰斩汉江建大坝，按照最初方案，修建围住半个江面的耳形围堰，需要1000多吨钢板桩。这种构件，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要从国外进口。如果改用木板桩，也需要2400立方米优质木料，并要进行长途采伐运输。这么一来，开工期就要拖延一年以上。这些，也都不能适应10万大军上阵，围堰必须抢在枯水的冬春季节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部召开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民工的大讨论，最终根据我国几千年传统的筑堤方法，提出了“土砂石组合围堰”（据说这一方案最早是荆州专员饶明太提出的——笔者注）方案。即不用钢板桩和木板桩，而采用抛石、填土、渗沙等方法修筑围堰，拦江截流。

1959年11月丹江口大坝一期工程截流（十堰图书馆文献部）

担任这项工程任务的是二师和七师，两师一上一下，都将堰堤修向江心。然后，转弯相对——合龙起来。这样二、七师自然形成了成了对口赛，“看谁先把堰堤修筑到合龙口？”于是工地职工不分昼夜，雨里、雪里、泥里、水里，你追我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