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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邓城博士一听,也幽默地说:“这么说,我今天是来看‘母鸡’!”

两人相视大笑。笑罢,钱教授才正色道:“你研究过我的作品,翻译过我的书,倒是值得来看一看‘母鸡’,跟‘母鸡’聊一聊!”

邓城博士所讲的这则趣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以文会友,来到我的书房的,除了媒体记者之外,最多的当然是天南地北各出版社的编辑。在全国,除了西藏、贵州、海南和澳门我没有出过书之外,其他各省、自治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还有香港、台湾地区,都出版过我的书。

我与读者的广泛接触,是在各地签名售书的场合。但是,也有的读者吃了“蛋”之后,非要到我的书房里看“母鸡”。

我曾经说,“我不在乎是否拥有千千万万财产,我很在乎是否拥有千千万万读者。”作家是为千千万万读者服务的。我的书房,跟广大读者紧相连。妻在一篇短文中,记述三位最近来访的令人难忘的读者:

2008年3 月18日下午,烈正在书房里工作,突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位从武汉赶来的白发苍苍的老年读者,想见你一面,不知是否可以。虽然很忙,烈想到是一位年老的读者,也就答应了。

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门铃响起来了,我开门一看,眼前站着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他急切地问:“叶先生在家吗?”我说在。正说着,烈已从楼上书房下来,知道他就是上海作家协会介绍过来的那位从武汉赶来的读者,便请他进屋里坐。

他一进屋,就说自己是在叶先生来武汉签名售书时见过一面的读者,曾经看过好多好多叶先生写的书。这次来上海,很想再见叶先生一面。我们请他坐下,慢慢聊。谁知他刚坐下,我给他的茶也刚沏好,他就连忙站起来告辞。我们请他喝完茶再走,别急。他却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见一见叶先生,看见他身体不错,与在武汉见到时没什么两样,心里就很高兴了。我今年已七十八高龄了,以后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叶先生很难说了,这次见上一面,我的愿望达到了,也就没有遗憾了。叶先生写作很忙,我不能再打扰了。” 。。

令人感动的读者(2)

眼望着这位来自武汉的白发长者,对老叶这么关心,这么热情,我们深深地被感动了。烈说,请你稍等,我送书给你。他一听送书给他,马上快乐地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也实在不好意思。”于是烈上楼去取书,我便请他喝茶。他便说起自己是喜欢叶先生的作品,凡是在武汉的书店里看见叶先生的书,他总是马上买下。

正说着,烈已经把书送到他的跟前。他连声道谢,便信步离开我们家。从进屋到离开,大约只有五分钟光景。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从武汉来到上海,找到上海作家协会又找到我们家,前后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可是仅见上一面就满意地匆匆告辞。他的这种对书的热爱、对作家的热爱,使我难以忘怀。

2009年2月12日上午,我们正准备要在下午二时去上海银河宾馆看望安徽来沪的朋友,突然接到一位叫楼乘震的老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今天下午要到我们家,请烈帮忙在书上签一下名。烈就说,那你在中午来吧。楼先生听罢,快乐地说:好!好!

下午一点刚敲过,门铃就响起来了,我一开门见是楼先生来了,马上请他进屋。只见他吃力地拖着沉重的箱子走进来,我以为他可能要出差吧,所以拖着那么重的箱子。不久前曾听说他脚不好,所以一进门烈就问:“你的脚好些吗?”他说,“脚已经好多了。可是两只眼睛因为严重的糖尿病缘故,几近失明了,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说着,他吃力地往前迈了几步,我们便扶他进来坐下。他原本是位资深的记者,很喜欢看书又很健谈。一坐下来就跟烈滔滔不绝地聊起书来。聊着,聊着,烈一看时间不对,已经快两点钟了,我们跟朋友约好,必须两点半到达那里。于是,只好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出去。”这时,他也才恍然大悟,马上收起话题,说:“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你签名的,怎么一说起话来竟把主题忘了。”于是,他打开箱子,里面满满的全是他买的烈的书,有几十本。我一一帮他把书拿出来,烈则一本本认真地签好字。然后,我又帮他把书装回箱子里。

因为时间紧,我们就和他一起出去。我见他双脚不很利索,眼睛又不好,就要帮他拿箱子,他却说,“没有关系,我能行,我可以拖着箱子走。”

出租车来了,我请他先上,他却说,你们时间紧,先走吧。我望着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的他,吃力地拖着装满烈书的箱子来回奔波,真被他的精神感动。

在楼先生走后的第三天——2009年2月14日上午十时,门铃响起来了。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他穿着薄绒的运动衫,背着一个大包。他,叫王树军,一位来自美国的“叶迷”。

烈从未跟他见过面。他是美国达拉斯(Dallas)市的电脑工程师。达拉斯市是一座工业城市,位于美国南部,在得克萨斯州北部。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最著名的事件,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到拉斯市为争取连任总统做准备活动时,遇刺身亡。肯尼迪遇刺地点,如今成为纪念广场,广场上竖立着肯尼迪总统纪念碑。这样,一说起达拉斯市,人们就会记起肯尼迪遇刺事件。 。。

令人感动的读者(3)

在几年前,王树军先生偶然得知烈的电子邮件地址,给烈发来电子邮件,从此有了联络。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知道烈在美国的时候很喜欢看加拿大出版的中文电脑周刊《华夏文摘》,可是回国之后却无法从网络上看到这份内容丰富的网络杂志,王树军先生竟然每周在美国下载《华夏文摘》,用电子邮件发过来。烈跟王树军先生素不相识,他能够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做,很使烈感动。

2009年1月,他给烈发来电子邮件,说是在2月将回故乡南京探亲,能否在上海拜访,只要与烈见半小时就非常满足。烈即回复,欢迎他来家做客。

那天他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来到我们家。他告诉烈,他是1992年出国,前往美国读研究生,然后在美国工作,现在已经加入美国籍。他打开背包,拿出一个纸箱,小心翼翼打开纸箱,里面是烈的许多著作。他说自己来访的目的,就是请烈在书上签名——他从美国把书背到中国,再从中国再背回美国!

在他背来的书中,竟然有1961年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是烈在上大学时出版的书。王树军先生说,他在美国上网,见到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当即买了一套。

烈说,自己当时也知道这个消息。《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出版多年,这最早的版本已经非常珍贵,就连出版这套书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只保存一套。少年儿童出版社曾经一度刊登广告,谁能够捐一套1961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除了可以获得一套新世纪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还给予奖金一千元人民币,足见这《十万个为什么》最早版本之珍贵。前几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在清理仓库的时候,竟然在一个角落发现一百本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那是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问世之后,内蒙古新华书店打算赠送一百套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也影响了中国与蒙古的关系。于是,这一百套《十万个为什么》就在内蒙古新华书店的“沉睡”了四十多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发现这一百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就在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当时,我就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知少年儿童出版社,不知是不是换了新领导的关系,他们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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