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躺在倪梅的桌子上。她不知道是谁写来的,因为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邮戳显示信是从哈尔滨寄出的,可是她在那儿没有熟人啊。她打开信封,信纸上方方正正的字迹看起来很熟悉。她先看信尾发信人的落款,一看见“许鹏”的名字,心差点从喉咙里蹦出来,周身的血液立时涌上头顶—她已经十七年没有听到他的音信了。
他在信中说,他通过一个朋友知道了倪梅在中心医院工作。找到了她的下落他太高兴了。九月底,他要到木基军分区司令部参加一个会议。“我很想见见你,”他写道,“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到你家坐坐。”他没有提到他的妻子,只告诉倪梅他现在有了三个孩子—俩闺女和一个小子。他目前是驻扎在哈尔滨郊区的一个装甲师的政委。在第二页信纸左下角的地方,他写了部队的通信地址。
倪梅把信锁进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看看屋里没人,她伸了个懒腰。后腰尾骨的地方又疼了起来,她忍不住哼了一声。
现在已经是九月初了。她如果愿意见许鹏,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但是她不知道他为啥要见她。
门开了,年轻护士万燕走进来。“倪梅,”她说,“三房的病人要见你。”
“他咋的了?”她警觉地问。
“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说想见护士长。”
第三病房的病人是地委组织部的部长,两个礼拜前刚做了胃穿孔手术。虽然他已经不需要特别护理,但是还要吃至少一个星期的流食。倪梅站起来一边向门口走一边套上白大褂。出门前,她停下脚整理了一下短发。
她走进病房的时候看见病人坐在床上,耸着肩膀正在看一本杂志,手指间夹着一根红蓝铅笔。“廖部长,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倪梅声音爽快地问。
“不错。”他把杂志和铅笔放在床头柜上,夹在两个深红色的暖瓶之间。暖瓶前面摆着四个白色茶杯,杯子上画着黄山风景。“午觉睡得好吗?”她问,把一只手搭在床头的黄铜扶手上。
“很好,吃过午饭我睡了两个钟头。”
“吃饭怎么样?”
“胃口倒还行,就是流食有点吃腻了。”
她微笑了:“我们这儿的大米粥和鸡蛋汤的味道是不咋样。”
“也不能说不好吃,但是天天都是这两样就吃不消了。能给我变个花样吗?”
“您想吃啥呢?”
“就是想吃鱼,熬汤或者清炖都行。”
倪梅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快四点了,今天可能不行了。我一会儿去跟伙食管理员说一声。”
廖部长说了几句感谢的客气话,但是脸色不那么好看。他的肿眼泡里的目光闪了一下,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倪梅注意到了,但是装作没看见。廖部长刚住院的时候,医院的一位领导嘱咐过倪梅,让护士们对他的护理要格外精心,但是她当时并没怎么往心里去。这里住的高干病号太多了,哪儿能照顾得过来呀。她从第三病房直接下楼到厨房,让伙食管理员明天给廖部长炖一条鱼。她一边说着话,心里却老想着许鹏的信。她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信,想在下班前再读一遍。
她走在和平大街上,脑子里闪着许鹏的脸。街上南来北往地驶过一辆辆卡车和拖拉机,车厢里装着木材、水泥、西红柿、南瓜和放学的小学生。卡车刺耳的喇叭和拖拉机排气管发出的震响也打不断她的思绪。她在想着十几年前的往事。她和许鹏曾经是恋人,那是十七年前在她老家发生的事情。她父亲在公社采石场干活的时候受了伤,后来死于破伤风。媒人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踢破了,都是来让她母亲把倪梅便宜地嫁出去的。倪梅娘把所有的媒人都打发走了,说她闺女心上早就有人了。村里人都知道她说的是谁,因为他们经常看见附近部队营房里一个叫江彬的年轻司务长每个礼拜天都到她家去。他来的时候胳膊下都挟着一个小包,那里面装的肯定是他从部队伙房里捎出来的好东西。街坊四邻那些落满尘土的窗户后面,几十双眼睛都盯着这个小个子男人,好像他是个黄昏才下界的灶王爷。
村里人已经饿得不行了。松花江发了两年大水,把庄稼都淹了。已经有几十个人死于水肿,村子里经常突然传出一两声哭声,好像大白天听见鬼嚎似的。乡亲们都觉着倪梅有福气,嫁给司务长将来还愁没吃的吗?
倪梅确实已经有了心上人,但不是那个司务长。她每个星期二下午都偷偷熘到蛇口水库的大坝顶上和许鹏约会。她是公社卫生站的卫生员,只有星期二下午能跑出来两个小时。他当排长,还是高中毕业—在部队上算是知识分子了。后来,倪梅娘让她嫁给江彬,她坚决不同意,说是彼此缺乏了解。她跟娘说她爱另一个人,人家也是军官,没想到惹得母亲大怒。“啥叫爱情?你不先嫁给他咋能爱他呢?我和你爹入洞房前根本就不知道他长啥模样。”倪梅给娘看了许鹏的照片,央求她能见见他本人。姑娘的心思是想着娘看到了许鹏热情大方的做派和英俊的外表,也许会改变主意。没想到娘一口回绝。与此同时,那个矬子司务长来得更勤了,至少一个礼拜跑两趟,好像已经成了倪家的姑爷。每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倪梅娘就开始盼着司务长上门,琢磨着他会带啥好吃的东西。有时候他腋下的小包里是两块炖猪蹄,有时候是一包香菇,有时候是一斤花生仁,再不济也是两三斤小米或高粱米。村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断了炊,铁锅都上了锈,几百号乡亲因为吃了太多的槐树花,脸肿得像透亮的白灯笼。倪梅和她娘的碗里却顿顿没有空过。到了礼拜天的上午,她们家的烟筒里居然还能冒出烟来,饭菜的香味能从院子里飘出去,惹得村里的孩子们蹲在院墙外面闻了直咽口水。
肚子里有了救命的粮食,倪梅娘是铁了心要把女儿给江彬。有天晚上她泪水涟涟地哀求女儿:“你就跟了咱的救命恩人吧!”倪梅是个孝顺女儿,架不住娘的苦口婆心,终于答应了嫁给江彬。
到了礼拜二下午她见到许鹏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不能伤娘的心,只好嫁给别人。许排长把嘴里含着的一片柳树叶子啐到地上,眼睛里冒着火说:“我恨你!总有一天我要报复。”
她转身跑开了,眼泪从脸颊上滴落在秋风里。这是她听到他说的最后的话。
倪梅同江彬结婚十六年了。他从部队复员的时候把她从农村带到了城市。她永远忘不了许鹏最后说的那几句像刀子一样的话和他那双被怒火烧亮的菱角眼。到了夜里她睡不着或者感到孤独的时候,她常常想到许鹏。他现在在啥地方?在干什么?他的妻子漂亮吗?对他好吗?他还在部队上吗?已经原谅她了吗?
虽然醒着的时候想念他,但是她只有两次梦见过许鹏。在一个梦中他成了一个满面红光的暴发户,养了几百只兔子,盖起了一熘五间红顶大瓦房。在另一个梦里他又变成了一个胡子灰白的秃顶老教师,在一所小学里教地理课,手里拨弄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梦醒后她为他的衰老感到难过,可是谁又能在十七年以后还是小伙子模样呢?她自己不也是开始发胖,腿粗腰圆,像一颗大枣核了吗?年轻的时候村里的姑娘们谁不羡慕她的杨柳细腰,可是现在哪儿还有一丝痕迹呢?她戴上了眼镜,下巴也胖得叠成了双层。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夜深人静时分她的叹息和喃喃自语,床的另一边是她丈夫在轻轻地扯着呼噜。许鹏的最后几句话总在她耳边回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响亮。
“喝茶吗?”江彬问倪梅。
“嗯。”她仰面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两个小时前她刚一到家,就把所有的窗户打开透气,但现在屋里还是有一股霉味。
“茶来了。”他把一杯热茶放在玻璃茶几上,欠了一下身子走出屋去。他回到女儿的房间帮助她复习语文和化学的功课,准备下个礼拜的考试。去年,他们的女儿没有考上技校,今年秋天想改考护士学校。倪梅娘和十一岁的外孙子松山在看电视上播放的香港武打片。倪梅能听到外屋里祖孙俩开心的笑声和电视里铿锵的音乐。房外屋檐下挂着两个蝈蝈笼子,蝈蝈在里面懒洋洋地叫着。夜空中弥漫着煮玉米棒子和土豆的味道。
许鹏为啥想见她呢?倪梅想着。他不是恨我吗?就算他现在已经不怨我了,他一定还对娘和江彬耿耿于怀。幸好他们几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为啥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竟想着要来看看我和我的家庭呢?难道说他还对我有感情?存着重修旧好的念头?可他要是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会怎么想呢……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琢磨着许鹏要来看她的动机,越想心里越乱。突然,一个念头钻了出来:他不是在信上说他现在已经当了师政委了吗?那他就是个将军了,一个大官了。他是不是想在她面前炫耀一番?还是这么不饶人,他一点都没变。
想到自己这么寒酸的家里要来一个大首长,她心里直堵得慌。她想象着自己家门前停着一辆崭新的吉普车,师政委在客厅里坐着,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和围在车前看热闹的大人孩子们大声地聊着天。这幅画面太难堪了。她丈夫不过是医院总务科的一个副科长,至多相当于一个副营级干部。如果江彬的行政级别再高一两级该多好。窝囊废!
反过来又一想,许鹏来她家也是一件好事。等他走了以后,她要告诉老娘刚才这个大官是谁。这样的贵人驾到肯定会让老太婆晕头转向,也让她明白她当初强迫倪梅嫁给江彬是犯了一个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应该给这个老东西一点教训,让她以后少在女儿面前唠叨个没完。
第二天,倪梅谁也没告诉就给许鹏写了回信,说他们一家人都欢迎他的光临。她写了家里的地址和详细的路线方向,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日期。她甚至在信里写道:“我现在常想起过去的事,快来看看我吧。我想念你。”她挑选了一个淡紫色的信封,在上面贴了一张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发行的邮票。邮票上一个新疆青年打着手鼓,穿着靴子的双腿踢踏着节奏。一个跳舞的新疆姑娘在飞快旋转,头向后仰着,脑后的几十根细辫子平平地飘洒开去。
中午,倪梅在门诊楼三楼的厕所里,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常年戴着近视眼镜,眼里都没神了。她叹了口气,用一块纱布擦擦眼镜的镜片。一个隔间里传出马桶冲水声,哗哗的流水淹没了墙上通风机嗡嗡的声音。你得收十收十你这个样子,她暗想。记住去染染头发,还有,腰太粗了,得减减肥了。你看着像个水桶。